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前半生励精图治开创盛世，后半生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历史上对其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孰是孰非一时难下定论。但不可否认，在清代诸帝中，乾隆始终将“爱民”视为第一要务，因此他六十年的执政生涯中，爱民是他最大的亮点。

乾隆蜡像

​乾隆认为，使民有恒产、对民最有利的事，是轻徭薄赋，减免钱粮。他蠲免钱粮次数之多和数量之多，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以减免钱粮为“爱民之首务”的乾隆帝，不仅多次地、大规模地按地区蠲减正额赋税，而且还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及嘉庆元年五次下达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谕旨，而且还三次全免南方漕粮，累计蠲免赋银二万万两，相当于五年的全国财赋收入。

为了更好地了解乾隆下旨免赋的原因、目的和影响，现将第一次即乾隆十年正月初六日免赋的上谕摘录如下，并对此作些分析。上谕为：

“……朕临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念切，躬行俭约，薄赋轻徭。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所有解部钱粮，原为八旗官兵及京员俸饷之所需，计其所给，较之宋时养兵之费，犹不及十之一二。至于各处工程，为利民之举者，亦只取给于存公银两，即朕偶有巡幸，赏赉所颁，亦属无几，是以左藏尚有余积。”

清代官银

​这一段是乾隆将即位十年以来对国家财政的概况进行了一番总结，认为当下国家太平，府库充盈。接下来他指出了要让利于民：

“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仰惟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赐复之诏，史不绝书，又曾特颁恩旨，将天下钱粮普免一次。朕以继志述事之心，际重熙累洽之候，欲使海澨山陬，一民一物，无不均沾大泽，为是特降谕旨，将丙寅（十一年）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其如何办理之处，著大学士会同该部，即速定拟具奏。”（《清高宗实录》）

乾隆帝这次普免钱粮的谕旨及其实施办法，表明了三个问题。

其一，效法皇祖

乾隆对祖父康熙帝向来十分崇拜，常讲“以皇祖之心为心，以皇祖之事为事”，因此达到皇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他毕生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他将普免钱粮作为爱民之“首务”，也与此有密切联系。祖、孙对蠲租同样重视，显然是贤孙继承祖志效仿其行。

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日，颁布谕旨普免钱粮一次，具体实施是在康熙五十一年。这也是康熙帝唯一的一次全国性普免钱粮。三十四年之后，乾隆也下了同样的谕旨，而且具体实施的办法也是一致的。

乾隆剧照

​大学士、一等公讷亲遵旨于乾隆十年六月二十四日议奏：

查康熙五十一年蠲免天下钱粮，将各省分作三年全免一周。查全国地丁钱粮额银共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余两，请将直隶、奉天、江苏、陕西、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一千零四十二万两，于十一年全免，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银八百六十二万余两，于十二年全免，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银九百十九万余两于十三年全免。

不久又规定，原来不在蠲免范围内的甘肃“番粮草束”，福建、台湾之粟米，四川之“夷赋”，陕西、西宁的马贡，河南官庄义田，广东官租学租，浙江滨海之租谷租银，直隶固安、霸安之旗户屯粮，奉天之米豆，山西之本色兵饷，遇该省届免之年，也一律停其输纳。

如果将乾隆十年这次普免全国钱粮和康熙四十九年那次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十分类似。只不过康熙四十九年时还免了各省积欠和应届漕运钱粮，而乾隆十年未提及此事，仅此差别而已。

大清盛世图

​其二，知难而进

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并非轻而易举，没有一定的物资条件，没有很大的勇气决心，是很难做到的。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国家财政进一步好转，国库存银也有所增加，即“左藏尚有余积”，这为乾隆普免租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但是，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积累的帑银毕竟有限。此外，乾隆在即位后，租赋已经蠲免了一千万两。如乾隆七年黄河、淮河泛滥，赈济江苏、安徽饥民用银一千万两。虽然国家太平安定，但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财政状况并没有达到高枕无忧的地步。

乾隆六年，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上奏乾隆帝时就说：“度支经费，莫大于兵饷”，每年春、秋二季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两，少则四五百万两，而京中各项开支，合计银需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

因为八旗兵饷和绿营军费日增，雍正元年以前各省绿营总额为五十八万余名，后用兵准噶尔及苗疆，增设十一万六千余名，比康熙时岁增饷银五六百万两。

清代官银

​过了四年，即乾隆十年，已升任户部尚书的梁诗正又上疏：“每年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应以持盈保泰。”（《清史稿·梁诗正传》）

我们就以每年盈余二百万两计算，十年也不过二千万两，除去乾隆七年赈济江苏、安徽的一千万两，仅剩一千万两，加上雍正遗留下的约有二千四百万余万两，大致估算，此次乾隆普免全国钱粮时，库存之银约有四千万两。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计算，每年田赋、丁银、盐课、关税等项收入四千万两，扣除各项开支后略有节余。那么这四千万两的库银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有了这笔余银，即便是遣兵出征、水旱大灾，也不会惊慌失措。

但是，将这笔存银作为普免全国钱粮的储备资金，则显然不太充足。仅免征的地丁银就有二千八百余万两，加上广东官租学租等，大致少收银三千万两，而正常的开支却一两不能少，这就很难应付突然发生的各项急需了。

户部银库

​因此，乾隆下谕免除一年钱粮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要知道，康熙是当了四十九年皇帝后才降旨蠲免的，而乾隆刚执政十年就行此举，未免过于匆忙。御史赫泰公然上疏谏阻，力言“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

乾隆并非心血来潮，他一向很重视国家的财政收支情形。但他高瞻远瞩，将此视为实现其”民有恒产”、“本固邦宁”的目标有效实施，坚决贯彻执行。他再次下旨重申爱民之意：“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早夜思维，惟期薄海内外，家给人足，共享升平之福，故特颁布谕旨，将天下钱粮通行蠲免。”

其三，让利于民

朝廷赋税，岁岁缴纳，违令抗粮者严惩不贷。有清一代，年年有数十万、数百万贫苦农民因欠交国赋而惨遭贪官污吏豪横差役的残酷鞭笞和百般勒索，除了额定正赋，还有各种摊派，常常是数倍于正额。一旦全国免赋，正额固然不用缴纳，摊派也无从谈起，这对于中下贫农无疑是一大福音，因此广受百姓的赞颂。

江苏昆山的龚炜，出身于书香门第，父系进士，岳父家乃名门望族，他本人也喜欢诗文，著书自娱。就这样一位怀才不遇、几次科第落榜的牢骚文人，也对乾隆帝普免天下钱粮极力称赞，专门写下了如下颂词：

“乾隆十年上谕，本年各省钱粮按次全蠲，与民休息。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撼，皇仁蔑以加亦。我侪小人，惟是祝丰年急公税，稍申媚兹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泽于望外，苍生何福以当之，自惟草茅，无以保效，衢歌不足颂扬，祇有清一炷，祷祝上苍，惟皇子子孙孙永保民。”（龚炜《巢林笔谈》卷四）

乾隆、和珅剧照

​蠲免钱粮诏书下达之日，“万方忭舞”，这是对乾隆大蠲租赋最好的赞扬，可见此举深得人心，对促进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改善贫民、自耕农的处境，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评价乾隆功过是非时，他以爱民为首务的善政是不该被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