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群星争辉、最富智慧光彩的年代，正如古代哲学在雅典、文艺复兴在罗马，尽管非常短暂，却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在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各种人物风尘仆仆、星夜兼程，他们在实权派跟前鼓噪唇舌，兜售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周室派生的地方政权野心勃勃，它们急于同寻求仕宦出路的人一样，试图谋求更广博的财富，更庞大的版图。前院迎来送往，热闹异常后院也勾心斗角，磨刀霍霍。政权才是枭雄们日夜觊觎的肥肉，尽管他们假托着体面而高雅的虚名，还是背地里招募才俊，豢养爪牙，门客及其主子成为兑现政治野心的阴森力量。

羽翼没有丰满的时候，政治家都把自己装扮成温文迩雅、礼贤下士的嘴脸。钱不是问题，金银珠宝供给你，美酒肥肉待承你，三天一party、四天一evening，来一千“门客”也吃不穷。

养士拼的是财力，没有黄白之物垫底，你凭什么叫大贤?人家凭什么找到家门上来替你卖命?优厚的物质待遇是令人垂涎的钓饵，那些自以为德才兼备而又投靠无门的人，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跨进朱门，白吃白喝，高谈阔论。他们更看重物质待遇，而东家也不会在这些方面给门客们下不来台，免得传扬出去，阻塞了贤路，败坏了名声。

论名声，还得说春秋战国“四公子”。说是“公子”，实为政客，他们惦记的绝不仅仅是门客们吃好喝好玩好，“养士”不是“现世报”，那可是一笔放长线钓大鱼的生意虽说投入巨大，回报也着实丰厚。普通人想不到，也玩不起。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四公子并非富可抵国，甚至还有孟尝君那样“邑入不足以奉客”的紧张局面，把门客养得肥头大耳就为了博取几句廉价的赞誉吗?显然，不是。他们无法摆脱权力的漩涡，争来赌去，还是为了“持权”，甚至是篡国。

春申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将刚刚宠幸并怀有身孕的姬妾李氏送到楚王床上。信陵君想要调动军队，不得不把后门走到魏王的小老婆如姬身上……这种不择手段的冒险，莫如说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史记》中常有“以某公子故、邻国相倾、不敢加兵”的说法，还用问?翻云覆雨的角色正是那些公子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成为主宰战争、垄断特权的政坛大鳄。

春申君的门客硃英讲得更露骨：“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这就足够令有头脑的君主感到寝食不安了：国家安危还要看几位公子的脸色，干脆把朝廷解散让公子及其门客们取代算了。其实，从这些公子用心良苦、网罗门客那天起，就等于向天下昭告了自己的政治企图。公子们的实力越强大，他们个人的悲剧命运就来得越迅速、越深刻。大祸临头，即使再狡猾的韬养之术也挽救不了，那种把戏至多是贪生怕死的“马后炮”。

蓄养门客号称招贤纳士，惜乎不能算作“政府行为”，而只属于个人私利，这与后世的朋党之争一脉相承。孔子崇尚“不周不比”，而政治却不遵循常规的道德标准，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谋于密室、工于心计的阴暗特征。倘若真地“不周不比”，你依靠谁、利用谁?虽说“养士”勉强算半官半私，但是这个被雇佣的阶层仍然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是一个以物质待遇为前提、以雇主利益为目的、以个人崇拜为约束的“临时智囊”和“私家敢死队”，这支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属于“半个江湖”，具有某种阴森的力量。更多时候，这支阴森的力量是为了“窝儿里斗”。

的确，政治上的礼贤下士多少都有作秀的成分襁褓里的君王如何“仁、义、礼、智、信”，总归不能剔除表演的性质。当然，共患难不易，而同富贵较之更难千百倍。兵临城下与马放南山时，君主决不可能是相同的表情。周文王访姜尚也好，刘备摔孩子也好，还不是一己之私闹得?孟尝君“邑入不足以奉客”，凭什么咬牙还愣充“大肚汉”?他犯得着像孝敬亲爹一样奉养那群大呼小叫的门客吗?政治家的高明就在于掌握火候，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你擅长什么，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把脑袋扎进裤腰带里替他去卖命。

身为“大梁夷门监者”的隐士侯嬴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头子了，他对信陵君的“仁而下士”挂着大大的问号，他态度冷漠地考验着对方的耐心，又坐公子驾御的车，又参加宾客满堂的宴会，观察了半天，信陵君始终是“颜色愈和”、“色终不变”，最终，侯嬴相信了自己那双老眼，死心塌地地替这位人生知己谋划，直到“北乡自刭”，自愿葬送了老命。

“养士”看似周瑜打黄盖，实则起哄群殴打太平拳的多。俗谓：“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难何曾见一人?”趋炎附势、攀龙附凤就这么残酷，现世现报，概不赊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