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由桓

1644年3月17日，大顺军势如破竹般的抵达北京城外，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恐慌，内阁以下诸臣面对起义军束手无策，这时大顺军首领李自成向崇祯帝表达了谈判的意见要求他逊位。

朱由检思忖再三，终不愿做投降之君，两天后在煤山上自缢，留下一句“诸臣误我”。

也是在这一天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承天门下，望着高大的城楼、感慨万千，谁也想不到当年的驿站马夫能将大明皇帝拉下皇位，这一点李自成想不到，朱由检也想不到，但两人的命运其实早就被连到一块了。

李自成进北京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追溯十五年，崇祯二年朱由检大手一挥，裁撤驿站，彼时尚在银川驿做驿卒的李自成于是乎就失业了，没了工作的李自成转身投入到了农民起义队伍中，十五年后带领大军将当年让他失业的那个人不但失了业还丢了江山、丢了性命。

回想当初，朱由检裁撤驿站仅仅是为了节省每年几十万的经费，没想到却为此丢了江山，假如朱由检泉下有知，我想他一定还会裁撤驿站，因为大明朝的驿政实在是烂透了，就算是李自成所在驿站不裁撤，也会有叫张自成、王自成的驿卒揭竿而起。

但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崇祯也并不是第一个裁撤驿站的，在他之前嘉靖、万历都曾裁撤过，尤其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驿政，裁出了上百万两银子，可崇祯就只裁出了个李自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明代驿政之弊端

明代的驿传系统包括驿站、递运所、急递铺，其中递运所主要是运送贡品、军需等物资，急递铺则主要是传递政令，今天主要介绍的是驿站。

明代西北驿站模型

• 弊端之一：乘驿滥用现象严重

古代驿传设立的目的除了“传宣政令”，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服务官差来往，在封建体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七品知县、流外驿丞焉有不巴结过往大吏之理？

朱元璋时期，乘驿的限制很严格，凡是乘驿者必须到内府领取符验，此时符验只能有奉旨、钦差、军务、以及亲王、公侯、驸马才能领取。

永乐以后滥用驿传系统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永乐十年时曾经对来京的1500名官员进行过核验，只有80名官员的符验符合规定，其余都超出了规定的待遇和人数。

嘉靖之后，乘驿之滥更胜往昔，很多官员通过借用、贿买，甚至洗改勘合，地方衙门开具“飞票”、“纸票”，都司空见惯，成为时尚，以致造成“山林术士皆得乘驿”，“驿使交驰，过客百倍于昔”。

于此同时官员的随从也越来越庞大，排场越来越威风，一次出行动辄需要出动驿夫仆从上百人、轿十几二十乘，马四五十匹。要知道洪武年间的规定，一品官员也不过随行10人，行李200斤，由此可见驿乘被滥用到何种程度。

• 弊端之二：百姓负担之沉重

在介绍驿政负担之前先简单说一下明代驿传的运作模式，首先驿传系统是由官府和民间共同维系的，官府负责驿站的建设和官吏的委派，除此之外一切开销都由当地百姓承担。

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前，驿站除驿丞由朝廷委派，其余的驿卒、车夫、厨子等等杂役都从民间编佥，百姓以服徭役的方式为驿站提供服务，尤其是驿卒不仅要出役还要自备马匹、干粮，负担最为沉重。

“一条鞭法”以后，民户可以不用亲自服役，而是折成银两缴纳，称为“站银”，那么整个驿传系统征收的站银有多少呢？

先说一个总概念，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以前“共计天下额定站银313.0172万两”，也就是说驿传由徭役折成银两征收后一年征收达313万两，要知道当时太仓银库一年的收入不过200多万两。

由此可见驿传在各种徭役中所处的繁重地位，驿传也成为大明百姓最为沉重的负担，就连万历天启年间三次出任首辅的叶向高都曾经说过：

“最为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驿递”

下面以各地州县所征收的徭役折银的详细情况举例分析驿传折银所占的比重：

南直隶沛县：万历元年共征收里甲、均瑶、民壮、驿传四差银12188两，其中驿传4421两，占了36%。而本年征收的田赋（包括夏税银、秋粮银）合计8491两，驿银比田赋银的一半还多，占到沛县总赋役征收额的21%。

北直隶赵州：隆庆元年，驿银4227两，其他役银8417两，驿银占总役银的33.4%。

以上的数字是“额定”征收，站银的实际负担要多的多。

• 弊端之三：驿卒剥削之严重

前面说过“一条鞭法”以后驿卒可以不用亲自服役，但这只适用于中户以上，贫苦百姓交不起站银还是要服役，甚至有的交了站银一样要服役。

除此之外，驿卒们还要受到过往官差各种各样的剥削，例如本来已经骑了马了，还要索取马干银，马即折干，就是免骑马了，又要收取“惜马银”，就是千辛万苦扛送行装的扛夫，除去遭受鞭笞之外，还要被迫缴纳“押工钱”。

驿卒

关于驿夫们所遭受的剥削，万历年间曾任户部郎中的张萱在自己的著作《西园见闻录》中层有详细的记载，其中第72卷记载：

“倘若惜马银不能饱其欲，便把马打过前路，质当银两去，或者割马尾，截马耳，折磨马至死，真是马何以生驿家！”

明代，一匹马的价格至少三四十两、四五十两，那可是一个中上人家的全部家产，马匹倘若被官员典押或折磨死了，一个家就破了，许多驿卒不堪忍受剥削，只能逃走成为流民。

嘉靖、万历时期的驿政改革

既然驿政有如此多的弊端，因此明朝也多次进行过改革、整治，其中嘉靖三十七年和万历初年就进行过改革，但是结果却大不一样。

• 嘉靖三十七年的改革

嘉靖年间的这一次改革主要是限制乘驿滥用，将符验改为勘合制，提出将勘合分为“温、良、恭、俭、让”五个等级，可乘驿的人员分为51种，朝廷估计照此改革后每个驿站的经费能降低30%-50%，节省的经费可被用做军费。

但是这次改革的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改革之后仅仅为户部增加了四五万两收入，至于百姓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了。兵部和户部都认为这次改革“其利于军饷者十之一二，其害于驿传者十之八九”。

分析这次改革的原因主要是在于，限制乘驿的条款只限于一纸公文，违反规定的官吏并没有受到处罚，导致乘驿的人员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繁重！

•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的这次整治驿政是在整个“一条鞭法”改革下一起进行的，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围绕驿乘滥用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并严厉打击违反规定的官吏与豪强，使得这次改革在他在任时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其改革的具体措施如下：

1、官员如果不是奉公差，不许借用勘合。不是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轿扛车马如果超过规定的数量，不论是何衙门，一律治罪。

2、抚按司府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必究。

3、驿站只供应应得廪粮蔬菜，州县只送油烛柴炭，如有违反，听抚按参究。

4、有勘合官员，只令驿递应付，不许骚扰里甲，或折干人己。

5、京职、方面以上官员，许住宿公馆，量给薪水烛炭，不许办送酒宴、礼金楫礼物。

6、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乘驿。

纵观张居正的六条改革措施，条条直指弊政核心，对各级官员更是严格限制，经过此次改革之后，使得百姓的负担大大降低，万历五年，站银的原额从313万两降低到了218万两，足足减少了95万两。

这次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张居正大权在握，又严格执行，有人以身试法被严厉承办，如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乘驿不仅被剥夺了荫官资格，渎职的官员也受到了严办。

崇祯二年裁撤驿站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的改革显然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等到张居正去世后马上就受到反攻倒算，不仅死后落得个被抄家的下场，改革的成果也付之东流，驿政弊端一切照旧。

崇祯从祖父、兄长手上接管的本就是个烂摊子，外有后金连年犯边，内有陕西农民起义，朝廷收入入不敷出，因此当邢科给事中刘懋上疏，建议对驿传严加整顿，认为整顿后可以每年节省几十万两银子。

崇祯

虽说只有几十万两但对于此时正为军饷发愁的崇祯来说无疑是个诱惑，于是很快下令裁撤驿站，而且是“一刀切”的裁撤调了全国驿站规模的60%，如此大的裁撤比例却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显然是不可能的。

崇祯的这次改革与张居正的改革有明显的区别，注定结果是失败的。

因为张居正的着眼点在与减轻民众负担，节省下来的上百万两银子大大减轻了百姓的压力。而崇祯的改革并不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为了将节省下来的银子用于军费，因为驿站虽然裁撤了，但百姓需要的缴纳的站银并没有减少，反而为了筹足军饷默许了官员对百姓的摊派。

崇祯的这次改革让2万驿卒当即失业，于是在他改革进行仅仅几个月之后，陕西银川驿的一名叫李自成的驿卒就失业了，当时他只不过是2万失业大军中的无名之辈，但短短几年之后这个名字就让崇祯吃尽了苦头，最终丢掉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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