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老书已经提过，汉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政府，从皇帝刘邦到手下的谋士大将几乎全部出身平民阶层。这样的政权建立之后，在统治力上就比前代王朝弱得多。从夏启到商汤，再到姬发，知道嬴政他们的出身让他们天然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而刘邦除了以“斩白蛇”“股有黑痣七十二”“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则见蛟龙于其上……遂产高祖”，当然仅仅是神化出身还是不够，新兴的西汉王朝需要寻找到广泛的政治同盟以稳固统治。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谁可以成为皇帝的同盟，又是怎样崛起和消亡的。

首先登场的就是异姓诸侯王。

刘邦事业草创阶段，最主要的就是打赢“楚汉战争”。此时的项羽，作为六国贵族势力的代表，无论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基础都远远超过刘邦。想要赢，刘邦只有一个选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邦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瓦解项羽势力。这就需要不断分化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侯王，比如当时的常山王张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吴芮、以及燕王臧荼等等。同时，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满足重要将领割地的要求，比如在张良的建议下顺应韩信的要求封其为齐王。这种策略成功的帮助刘邦实现了击败项羽，一统天下的夙愿。统一天下之后的刘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异姓诸侯的封地做了调整，分别是韩信改封楚王，彭越改为梁王，英布改为淮南王，吴芮改为长沙王，只有韩王信作为原韩国后裔继承韩国，臧荼仍旧是燕王。这样做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将尽可能的将诸侯王驱逐到政治中心之外，远离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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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从乱世中活下来的诸侯王，他们桀骜不驯，定然不会真正臣服，即便刘邦时期能够甘于蛰伏，却无法保证实力雄厚的诸侯王不会再起二心，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对于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是很大的障碍。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臧荼谋反，虽说起因是刘邦大肆捕杀项羽旧部，臧荼惊惧之下不得不起兵反抗，但是这一举动让刘邦彻底认识到诸侯王国实力雄厚已经到了不得不予以翦除的地步了。于是亲自带兵，诛灭臧荼叛乱。

臧荼虽死，诸侯犹在。在吕后的协助下，消灭异姓王的行动开始了。高祖六年(前201年)，韩王信在匈奴军队的围攻下，以马邑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领兵征讨，韩王信逃入匈奴。

同年，楚王韩信在封国“陈兵出入”，被人告发企图谋反。刘邦借口巡游南方云梦泽，召集诸侯会盟在陈地，乘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贬为淮阴侯。高祖十一年，谋反，韩信与陈豨暗通声气，并于次年乘刘邦率军外出平叛之机，图谋裹挟奴隶为军，袭击吕后和太子。 由于为人告发，被吕后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夷灭三族。

之后，高祖又以梁国官吏告发梁王彭越谋反为由，逮捕彭越，废处蜀地。吕后为消除后患，将彭越诱至长安，指使其门客诬以谋反罪，随即处死，夷三族。

韩信、彭越被诛，使淮南王英布十分恐慌。他私下集合军队，加强警戒，结果也被人告发谋反。高祖十一年七月，英布起兵反汉。刘邦抱病征讨，并于次年十月平定淮南地。至此，异姓诸侯王中只剩下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吴芮和赵王张耳，对汉王朝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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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借助异姓诸侯王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军事同盟，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结束乱世的历史任务。汉朝中央与其余诸侯王的关系更像联盟而非君臣，这就给整个国家稳定留下隐患。后世学者或许对“飞鸟尽，良弓藏”多有微词，但是正是在这种“兔死狗烹”的行动中才维护了新生的汉朝的稳定，也让这个国家不至于短时间之内再经历一次乱世。

异姓不能信，那就相信亲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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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诸侯王的出现并非是刘邦拍脑袋决定的，最主要的思想还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打压异姓王侯，制约异性王侯。吸取秦国的教训，汉高祖认为，秦国之所以会亡，主要是在地方上缺乏同姓王侯来屏卫。加强统治力度，由于有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分裂史，所以各地旧贵族的离心倾向还是很大，因此需要建藩，来加强统治。防止内乱，一旦朝局变动，各地藩王可以护卫皇室。所有的理由都给出来了，刘邦以为这些同姓诸侯王流着和中央皇室一样的血脉，可以为中央遮风挡雨，但是很可惜的是许多风雨都是这些刘家王爷带来的。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之后，刘邦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新分封的诸侯王国虽然名义上受中央节制﹐但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独立。各个诸侯国享有两大权力，一个是可以自行认命低级官职，这就给予了诸侯王控制地方的能力；另一个就是自行征收赋税，在财政上也实现了独立。这两样权力可以说让诸侯不再是面对皇帝只能“诚惶诚恐”，而是有了分庭抗礼的资本。

所有人都知道这种现象不好，所以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开始了一系列削弱汉室诸侯王的行动，当然吕后在削弱刘家王爷的同时，又封诸吕为王，这就是外戚专权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说。刘氏诸侯王在吕后的手段中备受打击，若非吕后身死，或许刘家真的要变天了。

吕后去世，以周勃为代表的功臣勋贵、和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宗室等联合一起平定诸吕之乱﹐拥立刘邦第四子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在这个过程中刘氏诸王的实力野蛮生长﹐除长沙王外﹐又恢复清一色的同姓王国局面。汉文帝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面对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采纳贾谊“以亲制疏”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一方面利用关系更加亲密的诸侯王牵制血脉较远的诸侯王，另一面又分割诸侯王辖地另立诸侯王，从而削弱诸侯王的实力。在这样的政策下，到了文帝十六年(前164)﹐诸侯王数量增至十七家。

汉景帝刘启继位之后，继续推行以亲制疏之策。景帝二年(前155)﹐封亲子六人为王﹐以与血缘较疏的其它王国抗衡。到了此时，诸侯王数量增加至二十二个。但是这种行为无疑于饮鸩止渴，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诸侯王与中央王室的矛盾。

景帝二年﹐刘启采用晁错的计策实行“削藩”，直接削夺王国支郡。首先夺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继而削楚东海郡﹐又拟削吴国之会稽﹑鄣郡。面对这样的情况，诸侯王必然不会坐以待毙，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联军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发动叛乱。在周亚夫等将领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中，叛乱很快被平定。刘启也借此机会收夺各王国支郡﹑边郡直属中央﹐并削去诸侯王各项特权﹐仅许其衣食税租。王国由内史治理﹐地位降格﹐与汉郡实质上已无差别。此后﹐西汉行政区划实行郡(国)县两级制﹐王国与郡同为一级行政区划。到了汉武帝“推恩令”的颁布，刘氏诸侯王的地位彻底沦落成宗室闲人，无法再左右朝局。

从刘邦分封刘氏为王到吴楚七国之乱被平，整个刘氏宗亲诸侯在西汉初年活跃了五十年左右。而这一时期证明了同姓王国对中央政权的拱卫作用是微弱的。而且随着世代的更替和血缘的疏远﹐这点微弱的拱卫作用终究会变成破坏性很大的分裂势力。后来晋朝“八王之乱”、明代“靖难之役”都是对这一真理的反复验证。因此﹐后来的皇子封王虽然沿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常制，但是这样的王爷只是一个闲散宗室，宗室王爷基本上已经无法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中国历史的变迁。

长治久安，“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正是在这一的目标之下，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历史才绵绵不绝。或许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会批判这是从异姓到同宗，这不过是封建王朝维护皇帝独裁的手段。但也正是这些手段，让现今的我们仍旧可以缅怀祖先的伟大，这个民族对统一的渴望是历史赋予的任务，是血脉中流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