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区别

宋朝自真宗时期与辽国通好后，海内清平，国泰民安。虽然真宗东封西祀，花费奢靡，但财政支出尚有盈余。及至仁宗当国，契丹增币，西夏增赐，“三冗”经费使财政负重不堪。幸赖仁宗恭俭寡欲，清静无为，虽然隐患凸显，但海内仍然安定。彼时，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提出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来解决“冗官”，以“均公田、厚农桑”来解决“冗费”，以“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来解决“冗兵”，其改革方向是财政节流，鼓励生产，损权贵而泽万民，故而受到执政极力反对。

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宋神宗意欲改革、谋求富国强兵，问王安石说：“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回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于是设立三司条例司，相继颁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等新法度，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两场变革虽然相继不远，但初衷与措施却并不一样。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阵十事》中分析了“冗官”问题的成因，说宋朝沿袭古代袭爵的制度，公卿死后可以立一子为后，但不能再自荐其他子弟。从真宗朝开始，恩意渐广，每次遇到重大节日，都有许多官员自荐子弟充官，朝廷往往或允，范仲淹说：

“其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异于庶僚，大示区别，复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

加上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当官的渠道扩宽了，所以官员数量越来越多，可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尸位素餐的权贵之后，因此要想解决“冗官”问题，就得实施“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这就自然要得罪许多权贵了。

范仲淹（989-1052）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现在存在“冗官”，可是前代置官甚少，俸禄又薄，之所以出现财用不足的现象，当另有其他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患在治财无其道耳”。王安石说：

“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为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理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因此，王安石的变法逻辑与庆历新政相反，他不是“节流”而“开源”，例如青苗法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贷以民间，出利息二分，春散秋敛，政府直接向百姓放贷，做国民生意。免役法规定本来已经免役的人也得输钱入官，称为“助役钱”，近乎聚敛。所以苏轼才上疏神宗，把变法比之为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的申韩之术。

“节流”的办法是抑制权贵，“开源”却是聚敛于民，这乃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以参与庆历新政的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却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这是因为政见不同的缘故，不能简单的说谁锐意进取，谁又固步自封，谁在谁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谁比谁更高尚，这些褒贬人物的功夫，还是留给自以为是“完人”的清谈家们去争论吧，而我们寻求的是以史为鉴。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变法的逻辑

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北宋积弊已甚，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不能无惧于夷狄，财政困难愈发严重，风俗日益衰坏，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他说：

“患在不知法度也。”“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因此需要变更法度，使其“合乎先王之政”。但由于现今离先王之时已经很久远了，想要事事效法先王，那是愚夫所为，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法其意”而已。也就说要效法先王为天下国家谋发展的意志，知道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改易变革。即使受到天下人群起而攻之，也在所不辞。

变革虽然困难重重，但最大的问题不再于人之不能、不为，而在于自己不勉。王安石说朝廷每次实施变革，一遇到侥幸之人的反对就“止而不敢”，这是不勉的缘故。试想何代无侥幸之人？如果因顾忌他们而不进行变革，那么任何创法立制的行为都不可能出现。因此，古代变革家在实行新法的时候，常常不惜诛杀侥幸之人，所谓：

“惟其创法立制之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

现今北宋据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法立制的环境比先王要好，虽然有侥幸之人反对，但如果天下期盼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进行变革呢？只要肯下定变革的决心，那么“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孟子曾提出要削减诸侯势力、损其国土十之八九的主张，天下人都认为非动干戈不足以实现，结果主父偃劝武帝下一道推恩令，即可平稳的完成了变革。因此，变革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在于人力而已。

既然肯下决心，又已经知晓问题在于“不知法度”，那么就得寻找变革的突破口，王安石认为这个突破口就在于人才。

想要变革制度，先得有可靠的人才

为什么朝廷下的每一道为诏令最终在实施时都走了样呢？为什么好的法度，执行起来却加害于民，得利于吏呢？为什么变革总是无法按预设的计划去开展呢？原因就出在人身上，不先变革一部分人，就无法推动制度的改变。所以王安石说：

“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

我们常说制度塑造了人，好的制度下能培养出许多好人，可是却忘记了好的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需由人来制定。如果不变革人——特别是在位者的观念，那么任何制度规划都是乌托邦的理想而已。以旧人行新法，那是痴人说梦，再好的法度，由旧人来执行，都会变成苟且之政，贻害无穷。所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里花最大篇幅来讲的就是人才问题，指出变革的困难在于“人才不足”。

九州之大、四海之远，虽然朝中有大臣认可变革，可要真正推行起来，能保证推及到各地吗？人才充足乃是变革之关键，所以需要培养人才、陶冶而成之。至于培养的办法也需要变革，不再因循故道，而是“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北宋人才旧制度的弊端

在教育人才方面，北宋积弊已旧。王安石说北宋缺少教导之官，而且教导之官的素质低下，无法担当培养人才的重任。其次，教学内容都是一些章句而已，人们都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司之事，在学校里不该学这些，而是要熟背课文，试做文章，考的也全都是博诵强学的知识，“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其次，教育内容也非常之杂，“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要求一名学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手珠算，右手《论语》，还得精通夷狄之语，学这些东西大多都无应用之价值，仅仅是用来考试而已。故而王安石说：

“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

教育与政事脱节，所学非所用，为教育之大弊。此外，重文轻武的教学方法也多为不可取。

王安石认为北宋养士之弊在于俸禄太薄，不利于养廉。顾炎武《日知录》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不唯明朝如此，宋朝亦复如是。北宋官禄大抵皆薄，官员家族一旦庞大，如果不兼农商之利就不能给养。对于普通人来说，“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官员俸禄太薄，就要另谋他利，进而导致腐败。而且社会风俗以奢为荣、以俭为耻，笑贫不笑娼，更使得士人廉耻之心尽毁。

取士方面都是考核一些记诵章句而通文辞的高分低能之人。袭爵的官员大多都是一些不学无术庸才，学校不教其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朝廷却皆以官予之，遂使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王安石痛惜说：

“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业。”

任官方面同样弊端重重，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出身之先后；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资历而不是才能来任用人。官员任期又非常短暂，常常要迁徙赴任，才刚拜马下印又得迁治他所。每个官员都给后任留下一堆来不及施行的计划与方针。

北宋人才制度积弊已久，王安石说：

“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

人才本身就稀少，朝廷却还要用法度来绳制他们，使其受到掣肘，不得施政，任事效果与庸人无异，因此非得实施变法不可。

王安石著《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的人才政策

针对因旧法度积弊导致人才缺乏的问题，王安石率先提出了变革人才法度的主张，以为后来的大规模变法张本。

在教育方面，多置教导之官，并且进行严格选拔。把礼乐刑政之事纳入教学内容中，教育士人学习先王变革天下之意，有用于天下国家的知识无不传授，废除强记博诵的教学作风，强调应用。

在养士方面，本着“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原则，让最低的官职俸禄足以代替耕作而生存，然后按职级而递增，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再用制度来规范士人的行为，婚姻丧祭皆不得放僻奢侈。最后用刑罚来纠正士人的过失，而且要“加小罪以大刑”，这样才能变易风俗。

在取士方面，需要审查其才学与德行，并且测试之。无论是达官显贵之子还是平民庶人，要想做官，都得接受持久的考核。

在任官方面，实行“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使官职不再频繁调动，而考绩将常常进行。任期长、考绩繁，就可以看出无能之人治理是否有效果，辨别其才干而贬斥之。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不能成功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变法的纲要，《宋史》说后来王安石官居宰相，“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王安石虽然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但变法失败大抵还是出在人之上。无人可用，却仍操之过急，导致用人不当。变法得不到有识之士的支持，韩琦、富弼、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司马光、程颢等人皆是一流人物，他们虽然政见不一，却都一致反对变法，使得王安石十分孤立，只能援引吕惠卿、曾布等人助阵，最后还互相迫害，无人才之过也。

此外，他所寻求的是变更法度，认为根本问题是由法度而引起，故而没有进入到深层次的变更，没有改动土地田制、租税征榷等经济基础。所以《宋史》说“然终宋之世，享国不为不长，其租税征榷，规抚节目，烦简疏密，无以大异于前世。”虽有变法，却未引起根本性的变化，积重难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