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唐代以女性之充满活力、富于个性而令人瞩目。儒教(礼教)伦理观占统治地位的汉帝国崩溃后，在魏晋以降分裂割据，权力持续衰弱的过程中，女性们摆脱儒教的束缚，追求个性，构筑了自我主张的空间”。唐代社会的开放、繁荣、强大、开拓进取的社会氛围为有唐一代的女性们开辟了宽阔的天地施展她们的才能，而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作为也对唐朝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女官中不乏一批有政治头脑、有决断能力的英才人物，对有唐一代的政治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她们的特殊身份，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也会混淆视听，造成政治腐败。

后妃干政是君主专制体制在运行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封建王朝为了保障皇帝的绝对权威，保障皇帝的尊严，严格规定后妃绝对不可以干预朝政国事。但是正如李求是指出的那样，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也不像其他朝代那样排斥女性。”而且有的后妃的确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非凡的才干，显示了女性独尊的特殊风采，而这一点在唐代前期后妃的身上最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有学者就曾经指出：唐后期后妃由于在参政的地域优势(北方)、家庭出身优势(贵族或高官显贵)，以及整体文化素质水平等方面均不如前期后妃，从而限制和阻碍了她们参政能力的发挥。早在武德年间，高祖后宫万贵妃、张婕妤等就曾向皇子诸王“因私有求索，兼为亲族请官。”此后，玄武门兵变中，她们与太子建成结为内援，积极参与两宫权争。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在其为秦王妃之时，“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

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 ”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发生，秦王“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使得秦王左右的勇士“莫不感激”。徐贤妃对太宗统治时期，“军旅亟动”，军事频繁，“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大兴土木，骚扰百姓等，极为不满，曾向太宗疏谏，充分反映了她“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的进步思想。玄宗废后王氏，在其为妃时，“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

即使认为本身不预政的杨贵妃也不是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当涉及到她本人及其家族的利益时，她也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以此左右玄宗的决定。当安禄山谋反后，玄宗“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于廷。国忠入白妃，妃衔块请死，帝意沮，乃止。”杨氏家族怕皇太子不利于他们，又因为他们知道贵妃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所以让杨贵妃以“请死”的方式去不露声色的逼迫玄宗，玄宗也真的没有让他们失望。

杨家得宠以后，其家族的政治势力也是很大的，“自此杨氏权倾天下，每有嘱请，台省府县，若奉诏勳。四方奇货，僮仆，驰马，日输其门。”武惠妃也因受宠于玄宗，暗中也参与到外朝的斗争中，混淆皇帝的视听。史载：“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以母爱特见宠异，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与嵩不和，乃荐林甫堪为宰相，惠妃阴助之，因拜黄门侍郎，玄宗眷遇益深。”肃宗的张皇后在做太子内官的时候就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又据《新唐书》卷七十七《后妃传下》载：玄宗西幸，娣与太子从，度渭，民鄣道乞留复长安，太子不听。中人李辅国密启，娣又赞其谋，遂定计北趣灵武。

时军卫单寡，夕次，娣必寝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贼非妇人事，宜少戒。”对曰：“方多事，若仓卒，妾自当之，殿下可徐为计”驻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敕止，对曰：“今岂自养时邪?”可以说，良娣对肃宗的登基大业贡献很大。武宗的贤妃王氏，开成末年，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也曾“阴为助画”，以助“王嗣帝位”，以此进号为才人，遂有宠。宫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结交朝臣外官。

上官婉儿在则天晚年时，便成为她的重要助手，至中宗朝，婉儿又专掌制命，深受信任，称得上是一位在朝廷中拥有生杀大权的女性，《太平广记》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唐上官昭容，自通天后，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她们利用能够亲近皇帝，并且可以取信于皇帝的有利条件对外朝事务大肆干预。《旧唐书》卷七四《崔混传》记载：“时昭容上官氏屡出外宅，浞托附之。由是中宗遇是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寻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唐书》卷五十一《中宗韦庶人传》亦载：“(中宗)乃大出宫女，虽左右内职，亦许时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贵悻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又《通鉴》卷二O九，中宗景龙二年条亦载：“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此游处，以求进达。”由此可见上官昭容的权势很大，对中宗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权势如此之大的不只上官昭容一人，尚宫柴氏、贺娄氏也是如此。

史载：“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又引女巫赵氏出入禁中，封为陇西夫人，势与上官氏为比。”她们大树亲党，贿赂成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黑暗。唐中后期皇帝德宗、宣宗等都以崇尚礼法著称，并且注意以礼法约束皇室女性。

这个时期很少有后妃参与政治，如穆宗死后，因太子年幼，有人提议请颇有威望的郭太后临朝听政，不料郭太后闻之大怒：“吾效武氏邪? 今太子虽幼，尚，可选重德为辅，吾何与外事哉?”《唐会要》卷三《公主●杂录》记载：昭宗天复二年(901)十二月敕：“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以来，稍失礼仪。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这些史实给人造成了唐朝后期后妃不再预政的假象，其实只能说这一时期干政后妃人数不如前期，但仍有后妃积极参加到政治当中。

郭太后便是其中一例。虽然她口头上强烈反对干预外事，但有学者认为，宪宗被弑以后，由于懿安郭氏的幕后活动及郭氏政治势力的奥援，才使得穆宗在宫廷夺嗣斗争中战胜了对手，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随后的穆、敬两朝皇帝也都受到郭氏政治势力的控制，认为懿安郭氏在两皇帝背后起着特殊的政治作用。

文帝时，欲除宦官不能，也是因为宦官本是懿安郭氏的家奴，其政治势力不过是以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至武宗朝，中枢政局平稳发展，当与武宗谨奉懿安郭氏之意而行有关。宜宗政治治理的成功，中枢政局的变化，追根溯源，盖与懿安郭氏已死，宫禁之中再无幕后的政治力量掣时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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