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字元晦，亦字仲晦，别号有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生于宋朝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遵父遗训，师事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三先生。十九岁登进士第，一生叙任官职二十余次，但遭逢不遇，抑郁不得志。二十四岁时问学于其父同学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因得承袭洛学正统。朱熹还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曾提出了一整套算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的著作非常丰富，主要有《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等。《朱熹门人录》所收录朱子门人共511人，其中福建省171人，闽东籍就有17人。古田的余隅、余范、林大春、林用中、林允中、林师鲁、林夔孙、程若中、程深父，福鼎的高松、杨辑，霞浦林湜，宁德陈骏、郑师孟、龚郯以及福安黄干、杨复等。现存的朱熹的诗有745篇，1200首。另外还有词17篇，18首。

朱熹继承了二程（程颐、程颢）和佛教、道教的思想，提出了“理”和“气”的关系理论。如：“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这其实就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生万物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他认为理是“超然于万有之上，广大无边”，即充塞于整个宇宙，无处不在。具体与封建伦理联系起来，就是“仁、义、礼、智”，这是永恒不变的。气为“金、木、水、火”，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理和气的关系，也就是指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理在先，气在后，理生气。很明确的表达了朱熹的哲学思想。这要比后来的物质不灭理论要早得多！

他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宣传封建正统思想，从客观上说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阶层的，所以才被历朝历代所追捧。我们看待一种思想学说切不可脱离当时的社会实践，要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眼光去看待。在封建社会，朱熹的学说是进步的，特别是他提出的“孝”，在当今社会仍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完人。他的学说过分夸大了所谓的“天理”，而扼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感性动物，人的思想观念千差万别，人天然就有各种欲望，要想一味的抹杀是很难实现的。或许正是受朱熹思想影响太深，我们中国人往往偏保守，就没有西方人那么勇于变革、创新，也许这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了。

朱熹强化了三纲五常，影响后世数百年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臣子对君主要绝对效忠，儿女对父亲要绝对顺从，老婆对丈夫也必须顺从。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条基本准则，用来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在封建时期，皇帝是臣子的表率，臣子必须要效忠皇帝，这一要求，基本没什么问题。毕竟不能拿现在的标准来要求古代人。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可是儿女对父亲要绝对效忠，这一问题，可就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历史。我们看电视上动不动就指腹为婚，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朱熹时代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上成为了中华儿女们结婚的唯一标准。自由恋爱在古代是想都不要想了，什么张生崔莺莺，只不过谈了场自由恋爱，就被宣传了几百年之久，可见自由恋爱是多么稀奇。老婆要绝对顺从丈夫，这一点放在现在有人敢说，会被打断狗腿。可是在朱熹那个年代，他的的确确是提了出来，而且传承了几百年之久。这一思想糟粕，难道也能够奉之为经典吗？

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这五条，基本都是对普通人的约束。统治者希望普通人做一个仁德、讲义气的人，还要有礼貌，有点智慧为国效力就更好了，当然必须要守信用。可惜这些条件对当权者来说，一条都不成立。他们不需要遵守这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些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必备技能。圣人教化了普通人，却不能教化当权者。这就好像法令只约束普通人，不约束当权者一样。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上书弹劾朱熹，指出了朱熹的十大罪状，包括“不忠于国”、“不敬于君”、“玩侮朝廷”、“私故人财”、“纳尼为妾”、“为害风教”等。其中有两条很关键，说的是朱熹利用职权强迫两位尼姑做他的小妾、以及和儿媳发生关系，致使其怀孕。就是说朱熹“为老不尊”、“贪恋美色”，实在有违伦常。上书后，沈继祖建议将朱熹斩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案”。“庆元党案”，其实就是场残忍的政治斗争。宁宗统治时期，外戚权臣韩侂胄想在朝堂一手遮天，但是朱熹的好友、当时的相国大人赵汝愚，却是他独裁朝纲的唯一障碍。韩侂胄想整垮赵汝愚，却又顾忌他门生故吏较多，万一失败就会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于是，便安排人上奏说朱熹理学是“伪学”，通过搞臭朱熹，从而间接打击赵汝愚。本来这份奏章不是出自沈继祖之手，而是一位姓胡的御史，只是后来这位胡御史被调职，其上书的奏章也就搁置没人管了，而此次恰好韩侂胄要打击赵汝愚，就把这件陈年旧案拿了起来。在沈继祖升任监察御史后，韩侂胄就把此奏章交给沈继祖，让他再次上奏。最终的结果是，宁宗把赵汝愚贬到永州，朱熹因被弹劾辞官。不仅如此，宁宗还宣布理学为伪学，禁止传播授学。之后，更是把理学学者视作“逆党”，抓的抓、罢官的罢官，其人数竟多达五十九人，而朱熹自然就成了“逆党”的领袖。

朱圣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得不说“八股文”

8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1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2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3场考实物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来分析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趋势的关键。那时候考生们可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是在这里边出。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束骨，这4个部分。不能随便写，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8股，所以叫八股文。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一下内容，唉是虚话连篇。痛苦的还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怪招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格列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呢？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最关键的是统治者们还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就是我们文章的主人公朱熹。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了，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出一句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做不得准，上了百年后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这可就苦了学子们了，是叫天天不应，谁知道朱圣人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没辙呀，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吧，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员并不只是玩笑而已。学子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觉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呀。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明朝的学子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总的看来八股制度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其影响极其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8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休战，蒋梦林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是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8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林是连忙作楫，你看八股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朱熹真的是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吗？来说一说你们的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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