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国正处于风云激荡、新旧交替、局势突变的历史关口：北伐如火如荼，高歌猛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些人奋力抗争，尽显风流；还有一些人心灰意冷，自身命运恰似流水浮萍，无力自主。

1927年的初夏，国学大师王国维似乎也走到了一个生死抉择的人生关口。近一年来，最为疼爱的长子突然病故，亦师亦友的亲家骤然失和，风云变幻的国事纷繁扰心，诸多因素均令原本心境忧郁的王国维更加寡言少语，决意赴死。虽心意已决，王国维却并无半点流露，一切恰如往常。

1927年6月1日，离端午节还有三日，清华国学院的师生都忙着毕业事宜，似乎都忘记了要过节的事情，学生忙着向老师告别，老师们也忙着给学生们题字留念。是日中午，清华国学院举行师生叙别宴会，王国维在席间一直沉默不语，但是大家也并未在意，因为他一直寡言少语，大家亦并未觉得有所异常。席间，一位山西籍学生谈到北伐军将至，担忧时局混乱，敦请王国维到他家乡长治去。王国维答道：“没有书，怎么办？”

下午，王国维到陈寅恪家闲谈，听闻有学生到家里拜访，遂从陈家返回，和几个学生畅谈至晚饭时分。饭毕，戴家祥（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与谢国桢（河南安阳人，著名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等人又去拜访王国维，闲谈至深夜。戴家祥曾回忆道：“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王国维还告诉他们：“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谢国桢也曾回忆道：“先生未逝之前一夕，桢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从戴和谢的回忆来看，王国维在投湖的前夜，似乎对时事突变甚为忧虑，但又无可奈何。是夜，虽有国事扰心，王国维似乎并未受其影响，仍旧继续评阅学生试卷，随后安睡如故，并无异常。正如王国维女儿曾回忆的那样：“父亲当夜熟眠如故，并无异样”。

6月2日早上，王国维照常起床洗漱早餐，然后至清华国学院。王国维先是让研究院的工友到家中将其遗忘在家的学生成绩册带至办公室，随后与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聊起下学期招生事宜，谈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随后，王国维向侯厚培借得五元纸币，在清华校门口坐上一辆黄包车前往颐和园。大约上午十点，王国维到达颐和园。此时的颐和园，正值初夏，水绿山青，郁郁葱葱。王国维漫步走过长廊，独行至排云殿西面之鱼藻轩，驻足良久，抽完了最后一支烟之后，纵身一跃跳入昆明湖。

王国维自沉入湖之时，头先入水，口鼻均为污泥所堵塞，全身尚未湿透便气绝身亡。颐和园中园工听闻有人落水，赶来施救，急忙将王国维从水中捞出，然却早已气绝而逝。

不会有人知道，在最后一支烟的烟雾缭绕之中，国学大师王国维是否有过些许的踌躇和犹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烟蒂燃尽纵身一跃的那一刻，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逝去将使国学失去半壁江山。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消息传至清华，全校师生皆惊愕不解。一代国学大师的悄然仙逝更是令整个学术界为之震动，世人皆为中国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深感痛惜。

王国维自杀当日，梁启超已经离开清华园，听闻噩耗，迅即赶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王国维后事。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大的教授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均到场为王国维送行。对于王国维的离世，梁启超甚为痛惜：“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顾颉刚感慨道：“他（王国维）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梁启超和顾颉刚的评语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于王国维的高度评价和深深遗憾。

人们在王国维身上找到了其在生前留下的遗书一封：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在惊愕之余，世人也在猜测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原因。但是，除了这一封百余字的遗书之外，王国维并没有给人留下太多的线索来探寻和思索。

在这封遗书中，除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句似与国事和时事有些许关联之外，其余皆为家庭琐碎之事，后人似乎并不能从遗书中探寻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真正缘由。正是因为此，人们对于王国维之死因的猜测才有多种可能，有“殉清”之说，有“逼债”之说，有“惊惧”之说，有“谏阻”之说，也有“文化殉节”之说。诸多猜测，皆有可信之处，但也不免有主观臆断的嫌疑。

因为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精神相通且过往甚密，因此陈的“文化殉节说”最为流行，也最为文化人士所接受和认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说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陈寅恪还说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在文化和学术界人士看来，陈寅恪的解释言之成理，很能在文化界人士中引起共鸣，进而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渐渐为人们所认同，遂成为主流的解释。

但是，关于王国维的死因，王的女儿王东明则是这样说的：“他的投湖自尽与大哥过世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的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里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外人的猜测终究是猜测，唯有至亲之人才有机会观察到王国维赴死之前的细微之处，才可能懂得王国维当时的心境遭遇，其解释虽过于琐碎家常，但是却更突显真实和真情。

现在来看，王国维之死很难说是某一个因素使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长子病逝、亲家失和、国事突变以及文化式微等诸多因素使得这位精于学术而拙于生活的国学大师倍感压力。在王国维看来，平生之志尚未实现，人生之愿望亦未曾随心，国家乱于危难之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诛心，遂平静赴死，自沉湖底，义无再辱，不再苟且于这混沌世界。

陈寅恪曾用“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来形容王国维之死，梁漱溟亦曾将他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借用在王国维身上。在惺惺相惜之余，陈寅恪和梁漱溟试图通过王国维之死的个人悲剧来揭示晚清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巨大变迁的压力之下而产生的精神深层的痛楚和悲哀，也揭示了处在新旧之交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旧传统和新思想之间的彷徨与踟蹰。

王国维的一生，不通权术，不善营生，专于学术，砥志研思，苦心孤诣。如此，始才造就了一代国学大师。

王国维的一生，精通于文史哲诸多领域，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

故而有人感叹道，王国维的离世，使国学失去半壁江山。此话并不为过。梁启超曾赞道：“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对王的评价颇为高远：“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而在伯希和看来：“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胡适和伯希和有类似看法：“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王攸欣对王国维尤为推崇，赞道：“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国维身后有如此盛誉，更加凸显王国维在盛年而去的遗憾。作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站在群山之巅，世间未有人可与其争锋，更为后人所敬仰和推崇。

王国维死后两年，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碑式以及陈寅恪亲自撰写碑铭的王国维纪念碑屹立于清华园，为后世所敬仰。在碑铭中，陈寅恪称赞王国维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后世学人的学术之路，也成为学人修身立命的精神标杆，震烁古今，闪耀华夏，泽润后人。（宋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