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妇女要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中有“三从”之道，即从父、从夫、从子，这“三从”严格规定了妇女在人生各个阶段和在家庭中扮演各种角色时的卑下、服从地位，也就规定了家庭中不同身份的男女两性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地位。一个家庭中，女儿要遵从父亲，妻子要顺从丈夫，母亲要服从儿子。然而，只要认真审视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家庭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体现为这样的“三从”之道。

事实上，这“三从”中只有女儿“从父”这层关系可能最难颠覆。至于“从夫”，虽然传统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都是这样要求和提倡的，但是却很难完全实现，就像我们上面讲到的，女性在家庭中有时跟丈夫一样，要创造家庭财富，也有权处理家庭资产。而“从子”一说，则更是在家庭生活实践中难以实现。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古代，家庭中两性之间地位与权力的变化轨迹，表现为女性的地位与权力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辈分的提高、角色的变化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礼教观念中，除了男尊女卑这样的伦理原则外，还有一套更为重要的伦理规范，那就是长幼人伦之序以及由此衍生的孝道观念，一般来说，长幼之序要高于男女两性之别。其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儿子对于母亲的孝顺，这不仅指赡养，还包括尊敬、服从。不难看出，母亲在人伦之序中地位尊于子以及子对双亲的孝顺之道，都与母亲“从子”这一道德规范互相抵牾，而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人们遵守和奉行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明朝统治者和士大夫都不断提倡要行孝道，不断表彰、颂扬孝母、尊母的行为。在明代的各种地方志中，都记载了很多孝子如何孝敬母亲的故事，母亲生病了，孝子常年伺候于病床前，毫无怨言或者为了服侍母亲，辞去官职，不要大好前程，只是为了尽孝于膝下更有甚者，如割肉食亲，就是听信所谓的用骨肉加入煎的药中，便可令病痊愈的说法，真的割了自己的肉去为母亲煎药还有为了逗母亲开心，装疯卖傻，整日在母亲面前欢唱舞蹈的。种种孝行，数不胜数。虽然不知道这些记载是否完全属实，但是也足以看到社会上对这种孝顺行为的提倡和赞许。

男子在婆媳关系中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婆媳之间总是有解不完的结，时起战火，夹在中间的男性总是会感到非常棘手。但是在中国古代，男性处理起这种矛盾来，可能不会那么棘手，因为恪守孝道的儿子一定会站在权力与地位都更高的母亲一边，这也是符合传统礼教规范的。明代也是这样，法律也规定，如果妻子不顺公婆，丈夫就有权休弃这个妻子，这是“七出”之一。

嘉靖年间著名的大清官海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海瑞曾经冒死向嘉靖帝上疏，措辞极端尖刻地指出嘉靖是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就是这样一位公正廉洁的忠臣，却没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他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他的第一位夫人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因为与婆婆不和而被休。第二位夫人刚刚结婚一个月，也由于同样的理由而被逐出家门。第三位夫人则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海瑞母亲与媳妇不和而引起的家庭纠纷，海瑞都是以休妻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他几乎对母亲唯命是从。

虽然海瑞可能性格固执，甚至有点偏执、古怪，他的过分举动不能成为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代表，但是尊母、孝母，在婆媳关系中顺从于母亲，这还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否则，就不会出现“多年的老道熬成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流行甚广的俗谚了。媳妇为什么想熬成婆呢?就是因为当媳妇时受的气太多，而丈夫也不会保护自己，委屈了多年的媳妇，一旦有了儿子，变成了母亲，再等儿子娶了媳妇，就会反过来压制儿子和儿媳，这可能也是一种逆反和报复心理吧。

所以，有民歌这样唱道:“小纺车儿哗啦啦，婆婆死了我当家。烙白饼，炒大虾，关上门子吃点子吧。”大胆宣泄着儿媳妇对婆婆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大多源于婆媳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丈夫对婆婆的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