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科举考试给士人带来了极大的考试压力， 不仅有个体的自我追求，还有家庭生计、亲属和师友的期许。在惨烈的考试竞争中，更多的普通士人扮演着陪读者的悲惨角色。

1 考试情结与日常生活

参加科举是清代社会中一项奢侈的社会活 动。尽管几乎每个家庭都希望子女能够走向这条道路。

“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一样尽情地沉醉在这 一希望之中”，但是经济能力、个人禀赋等决定了科 举只是聪明人和有钱人的游戏。

某种意义上科举 似乎是人间的地狱，是专门为聪明人准备的残酷的 智力游戏。 相比普通的农民、商人等，能够参加科举，是士人们高人一等的体现。但是，士人参加科举远非一 条平坦之路。科举成为士人们实现人生目标的最 重要的路径。甚至可以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士人 生活方式的首要选择。

宋代大儒朱熹论述最为典 型， “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孔 子邪？”

即使是孔圣人再世，也依然是科举笼中之 物，何况一般士子。 清代科举制度日渐严密，竞争更为惨烈。诚如 有学者指出，对科举功名的崇拜成为一种显著的社 会心理，成为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

因为，教育与 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而科举在改变士 人社会地位的方面，比经商等其他积累财富方式更 直接、更迅速。对于士子来说，参加科举考试，除了 实现个人治国齐家的儒家理想之外，现实的权力、 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也是囊中之物。犹如赌博一般， 正是赌注的巨大回报，刺激着参与者的每一根神 经。清代众多讽刺科举的小说出现，也能间接反映 社会追求科举之强烈，如《儒林外史》开篇就塑造一 个不参加科举的王冕，其文章用心之苦。

晚清封 疆大吏左宗棠一生蔑视科名，却用心辅导儿子参加 科举考试，其理由为“读书不为科名，然八股、试贴、 小楷亦初学必由之道，岂有读书人家子弟八股、试 贴、小楷事事不如人而得为佳子弟者？”

换句话讲， 即使不专门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所倡导的 考试本领，成为读书人自立的资本，可见科举之外， 哪有读书人？参加科举，成为社会对聪明人士的一 种普遍性要求。 自唐以降，抨击科举的言论不绝于书，对于明 代科举考试八股文，后人更是深恶痛绝。

清人顾炎武论述八股文之弊尤精， “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 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

不过，现实中， 维护科举、认同八股文的人数更占多数。晚清爱国 人物林则徐对八股文赞赏有加，赞扬大臣梁章鉅精 通八股、手不释卷， “自通籍以迄出持节钺，政事文 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而于制义亦无一日弃 置。”

左宗棠尽管个人科途坎坷，三试会试不中，但 他仍认为八股文考试也能培养人才。

培养士人参加科考，成为清代家庭生活的重要 内容。以八股文为标志的科举考试，是一项极为复 杂的智力游戏，是人们多年技巧训练与个人禀赋以 及临场发挥的整体较量。平日的应考准备是最为 关键，也是广大士子日常生活的最为重要的活动之 一。

晚清大臣曾国藩屡次写信，告诫家人科考之 法。作为过来人，曾国藩强调弟弟们需要恒心学 习，但又不能急功近利，每天应学习适量课程，循序渐进。

“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其性灵，每日习字不 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 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 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理，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 一语耳。”

林则徐更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举子之治 文，犹农夫之治天，大约（贯）其力者必丰其 获。……且夫经史以厚其基，基愈固则发愈荣，犹 农亩之有膏腴也。诸子百家以博其趣，趣愈博则择 愈精，犹百谷之属皆可助谷，而谷为之长也。”

科举考试更像一项全能比赛，任何环节的薄弱 都可能影响考试的整体成绩。书法也成为考试的 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参加会试的举人来说。

晚清 举人刘大鹏跑到京城，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京城的举人，将书法看得非常重要。 “京都习尚写字 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 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实际上，科场中人，对书法重视，已是常识之理。曾国藩不仅自己每天写字、练字，而且对于弟弟寄来的功课总是点评，书法 好坏是其点评的重要内容。

同治年间，他告诫家族 后辈，最为重要的四件事之一，就是“习字宜有恒”， 因为“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

写得一手好文章，写得一笔好字，无疑传统士 人的梦想追求。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天赋 以外，每天的练习，勤学苦练，自是必不可少。读 书、写字成为传统士人的重要日常生活。

……在未来 的岁月中，他吃饭、喝水、写作、讲话、睡觉，都是文章、文章、文章。”

科举制度给士人日常生活带来了 难以描述的影响，士人生活也被科举制度所紧紧束 缚。士人以砚为田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荣誉、一 种考试情结，还不如说是社会的压力所致。

2 经济压力与家庭生计

科举考试不仅是一场聪明人的智力游戏，更是 一场花费不菲的旅行活动。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 科考盘缠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尽管有些士子 家境优厚，有的士子幸获家族或地方社会支持，但 是，大多数士子还是要考虑其经济负担。

因此谋生与读书纠结 一身，让士人心力憔悴。晚清举人刘大鹏是个典型 例子，1896年3月24日，他母亲生病，却不能归家， 只能在日记中写道“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 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

3月30 日，记“初志本不愿教书，然今出门教书者，为糊口计耳，非希图发财也。”

1897年3月5日，日记更是直抒心意： “教书一 事，非吾所愿，余今出门教书为贫所迫也。“

4月5 日，日记又载“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 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脩金为事，此亦 可谓龌龊之极矣。”

其次厕身幕府，也是士子谋生的重要途径，其中艰 辛困苦，同样催人泪下。

晚清状元张謇科途坎坷， 中举前曾长期做吴长庆的幕僚，内心之辛酸，仍不绝于笔端。 “吴公嘱余专司笺牍，并须随所至而与偕 云云。再四筹画，只可应允。一以报先施，一以救贫乏。”

幕府生活，寄人篱下， 无可奈何，士子厕身幕府之辛酸，可想而知，平日辛勤一年，往往难济一次考试费用。

至于 科考之年，晋阳书院发盘缠银两，应考者竞达千 余人。甚至有士子因为赴考盘缠难筹，只能缺考。

晚清时期，左宗棠陈述陕甘地区学子赴考之艰辛， “陇 士纷纷呈请分闱，实以路途辽远，每乡试一次，关内 士子非七八十金，不敷盘川；关外则百数十金，尚多 负笈徒步而来者。兵燹之余，尤无设措，情形亦殊 可悯！”

有的考生甚至终生未能参加考试， 这种缺考举子比例可能达到70%~80%。

史料载： “陇土寒苦者 多赴陕乡试，远者数千里，与东南之赴会试相等。 东南尚有水程，此则全是陆路。故士人终身不预秋 赋者，尝十之七八，殊可怜也！”

经济压力与考试压力，往往成为士子生活中难 以面对的双重困难，给广大士人辛酸的科场之路， 平添了几分凶险。

3 群体压力与亲友期望

参加科举，不只是一个个体行为，更多的是家 庭行为、家族行为，乃至地方社会行为。士子们的 科考活动无疑得到来自家庭和师友的鼓励与支持，

但是考试参加者也承载着支持者们的无限希望。 很多举子参加科举，越来越成为一种代表行为，成 为一种责任与苦差。动力在某些方面，也自然成为 了压力。 对孩子参加科考，往往从幼小就开始实施。

林则徐幼时，家境不丰，可怜姐妹之辛苦，欲参加母亲 的针织工作，被母亲训斥；“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 心矣。”

很多孤儿寡母，在科举的道路上艰辛跋涉， 最典型的如宋代欧阳修。

明清时期，此类例子甚 多，清代李柏、李道南和严辰，或是寡母遗命，或是祖母遗命，参加考试。

张謇考中状况以前，已经 四次会试不中，最后考试期限邻近，父亲和叔叔仍 多次写信，要求其参加考试。

对于张謇这样的举子， 恐怕不止需要报答家庭的付出，也要回报师友心力 的倾注。 对于儿女读书应考，普通民众自是倾家荡产， 在所不惜。

参加科举的士子往往承载多年来家族和家 庭的梦想与荣誉，这是一个光荣却又压力重重的差 事。即使高官子弟，也不例外。

光绪初年，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对于儿子，长途跋涉，回湖南参加乡试，非常支持， “勋、同两儿在营读书尚勤，因今岁乡试伊 迩，固请回湘赴试。弟以秀才乡试乃本分事，儿辈希 志科名，亦非不肖，遂允其归，今日已成行矣。”

有如一块奥运金牌的获得一样，科举路上的成 功，从来就很少只是个人努力的成果。父母的培 育，师长的教诲，兄弟的期许，妻儿的渴望，都成为 士人前进动力的同时，又给士人带来沉重的考试压力。

跟奥运比赛不同的是，困顿科场的人士，不仅 承载家庭乃至家族的希望，还得三年一次的重复 着人生的悲剧，即使越过了乡试，等待他们的却是 会试。在漫长的人生中，科举成为他们的希望，也 是他们的噩梦。他们在一次次美梦破灭后，家庭 的期许，个人的梦想，现实的压力，又使得他们一 次次重新做梦。他们在这样梦醒与做梦中间度过 自己的一生。

4 竞争压力与陪读者的痛苦

诚如历史所证明，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的优秀 人才，给很多贫寒子弟上升的机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科场的奋斗者而言，他们更多扮演一个陪 读者的角色，他们的痛苦与人生的悲惨很难被历史所记忆。

换句话， 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有多大的成功率。科举考试是 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一般人只有考中生员，才能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同样，只有举人才能参加会试，成为进士。

据艾尔曼等统计，一清代进士的录 取率大多在7%以下，生员的录取率大多数在2%以 下，清中期录取率更是跌至不到1%，而有的生员考 试的录取率竟然只有0.16%。[40]如此以下，晚清西 方人士的显得仍是高估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明恩 溥估计，乡村读书人成功的希望，大概在3%~5%的 概率。

显然，一个生员的取得，就有一百个乃至千 个陪读者，一个举人的取得同样是一百个陪读者， 一个进士的陪读者也有十万个以上。科举之路的 狭窄与艰辛，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对于士人来说，这样惨烈的竞争，往往确实为 人力所能及。蹉跎科场，困顿场屋，潦草一生的士 人可谓比比皆是。

对此，局中人也并非没有清醒者。曾国藩就以自身经历，告诫弟弟；“年过二十， 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搭截小题 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 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 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 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 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科举考试如同一场以人生 为终点的长途比赛，很多士人不得不中途退出。

参加科举考试的苦难，最直接的来源考试的惨苦经历。明人艾南英等曾对考场的艰辛与耻辱有 过详细描写，考场如监狱。

清代考场设施所有扩 建，但是考试环境并无根本改变。晚清举人刘大鹏 1898年参加会试， 4月3日晚“号中寒冷莫能寝处， 手足冷冻且难写字，坐以待旦，旭日来临再构思作 文。” 4月6日“昨夜二更和衣而睡，五更醒来对第五 题策。”

至于考试遇到暴雨等突发事件，考生所受痛 苦更是难以言说。明恩溥讲述发生在山东济南的 故事， “在某一次考试当中，老天突然下起了暴雨， 考场的屋顶漏雨漏得像个筛子。可怜的考生中许 多人都已全身湿透，他们的文章和诗文也同样浸 泡在水中，但他们仍然要继续待在那里，钉在自己 的座位上。”

清代政府尤其重视安慰落 第士人，对于年老应试者给予一定的优待。清代年 老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可谓中国考试史上非常奇特 的现象。

道光十二年十月，江苏巡抚林则徐将该年江南乡试的年老应试者名单上奏，其具体内容为： 90岁以上生员江苏1名，安徽1名；80岁以上生员江 苏1名，安徽7名。[48]道光十四年，林泽勋再次上奏 年老应试者名单，其中90岁以上生员江苏1名，安 徽2名，80岁以上生员江苏4名，安徽8名。[49]道光 二十六年，林则徐汇报陕甘乡试年老生员，其中陕 西省90岁以上生员4名，80岁以上生员8名。

如 此众多的老人，折射的是科举考试中的整个社会生 态。当一个人从年轻奋斗到80岁、90岁的年龄，一 直在科场上挣扎，这种人生的苦痛是何等的惨烈。

在科举这条路上，一 个状元张謇的出现，伴随的是可能是近10000个刘馥畴等人的悲剧。无数的普通人 用无尽的苦难换来了少之又少的科举高中者，他们更多地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