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时候最早接触到“武状元”一词，还是通过周星驰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后来读过史书才恍然大悟，原来武状元早在唐朝时就已创立，但真正兴盛的时期，却是从明朝开始。

本以为只要会些武术把式，经过层层比武摘得头名，就能当上武状元。

《武状元苏乞儿》影视剧照

后来我才知道，武状元也要进行重重考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科”，不仅能打，知识储备也必须丰富，所以但凡能中武举者，足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

以上为我个人调侃，真正意义上的武状元，其实是军事才能异常突出的全面型人才。

自明朝天顺八年，即公元1464年正式设立开始，经过数代皇帝的运作，到崇祯帝即位时，整个武举考试体系已非常完善。

而主要考试的内容，则分成两项：

一是军事技能，通俗来说就是“武”，分“弓马刀枪”等。

二是军事理论，通俗来说正是“文”，分“谋略兵法”等。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武举体系，看作是从明英宗开始，有意设立成一整套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目的在于培养出全面型的军事人才，类似于咱们现在所说的“国防生”，但能被称得上是武状元的，则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嘉靖五年“武状元”——孙堪

那么最早的武举制度，是因何诞生呢？

首先明确一个时间点，据《明太祖实录》里的记载，武举应是在吴元年，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提出的一个设想，但并未全面展开具体制定工作。

（注：“吴”为朱元璋建立明朝前所用年号，大概时间为1366年到1367年之间，后来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等时局稳定，朱元璋登基后，这才改年号为“洪武”。）

《明史·选举志二》：武科，自吴元年定。

虽然自吴元年开始就确定要设立武举制度，但实际上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多年里，却始终没能付诸实施，所以在洪武年间，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统治者，只是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一些讨论与探索，但具体的武举制度却并未落实。

直到天顺八年，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驾崩，明宪宗朱见深即位时，才将武举正式列于律法之内，并下诏：

立武举法。凡天下贡举谙熟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明宪宗实录·卷十》

明宪宗·朱见深

到这一步，武举制度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开端，但考试制度其实非常简单，例如

《明宪宗实录·卷十》：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以为取士之法也。

诸位且看这句话的意思，可谓言简意赅，负责组织武举考试的部门与官员，是“兵部”联同“京营总兵官”，然后在帅府内考策略，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文化科”，再到教场内考弓马，在这个过程中，但凡能答对两道题，骑射中靶四箭以上，步射中靶两箭以上，就能被录取为武举。

所以这种简单的考试制度，只是武举初始阶段的制度，对于大多数行伍出身的学才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所以当时录取的人数也很少，《明宪宗实录》里说：

“所取不过一二名，至七名为止”。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时的武举制度仅仅还是一种尝试，大明朝廷仍未正式确立整体的制度，甚至现在来看，这种仅仅是答对两道题，射中几个靶就能录取为武举的考试，显得有些糊弄，那么明朝正式推出较为全面的武举制度，又是何时呢？

答案是弘治六年，即公元1493年，很难想象自朱元璋在1366年提出设立武举的想法，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多年。

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

在此期间，武举考试制度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就是从最初的设想，到制定出简单的雏形，再到较为全面的制度，而在弘治六年，大明朝廷终于颁布一整套“武举格”，对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以及考试时间都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弘治六年定、武举试策二道。

文理优、韬略熟、及射中式者、升二级。

文不甚优、射虽偶中、止陞一级。

虽善行文、射不中式、及射虽合式、策不佳者、俱暂黜以候再试。

后每六年九月一次考试。

凡再试不中者、发回原籍、供本等职役。

如策不佳、即不许骑射。或答策虽佳、不能骑射者、亦黜。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段史料啊，看着虽然很复杂，但其实含义非常好理解。

第一条就是说弘治六年制定，武举要先进行两道“试策”。

其中文策优秀，韬略熟练的，以及弓马等中靶多的人才，职升二级。

而如果文策不优秀，弓马射箭也是不太好的人才，则只升一级。

再然后是，虽然文策很优秀，但弓马却不及格，亦或者弓马很优秀，然文策不及格，则暂时取消录取资格，等下次再重新参加考试。

然后就是规定的考试时间，每六年一次的九月金秋进行。

如果有第二次考试还不中，那就只能发回原籍，该干嘛干嘛了。

最后，就是文武两样都不合格，或者能答题，但身体素质很差乃至于无法骑射者，也一样不予录取。

当然这套考试制度，也算是暂行办法，从各方面来看仍旧有所欠缺，并不完备，直到崇祯皇帝即位，经过上百年发展的明朝武举制，在借鉴“文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包含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的完善体系。

《明史·选举制》：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是为会试。崇祯四年，武会试榜发……逢年、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殿试传胪，悉如文例……武举殿试自此始也。

且每三年举行一次，这大大缩短了择才的周期，使更多人拥有了参加武举的机会，且中举者的待遇也有一定提高，比如考中武举可以参加“赐宴”，这在古代，几乎可以算是光耀门楣的待遇了。

《清代紫光阁赐宴图》（抱歉实在没有找到明代的，此图为清代殿试赐宴，仅供参考）

到此，也就是发展到崇祯四年，整个明朝的武举考试制度，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定制，虽然照比后来的清代仍旧不算完备，但已经较之前的武举发展有了重大进步。

既然说完了史料，咱们就来说点儿深入的东西，也是史书上大概率不会出现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既然从明朝开始兴起武举之风，除了代表皇权统治者想以此巩固统治的目的外，也能展现出一部分的时局特征。

首先援引安徽大学历史系学者李晴，于2017年发表的《明代武状元籍贯分布数据》来看，有史可考的明朝“武状元”共有52位，其中有45人籍贯可考，而在这45人中，只有9名北方人，其余36人全部出生于长江以南，且大多数为沿海地区，如浙江，上海，广东等地。

明代武状元籍贯统计表

这组数据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案正是由于明初倭寇猖獗，导致长江以南的沿海百姓尤其崇武，这种特殊背景也驱使当年的南方武风尤盛，也直接体现在武状元的出身与籍贯上。

另外我个人认为，明朝后期，乃至到崇祯帝，迫切推行此前一直未能完备的武举制度，本质上也是受到辽东边患的影响，众所周知明朝末年辽东边关一度告急，使得明朝统治者迫切需要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国防力量来应对，而支撑国防体系日益强大的因素，除了财力与资源等，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军事人才”。

所以通过推行武举制，能有效选择出真正具有军事才能的“将才”，以此增强国防体系，应对日益艰难的战势局面。

而我还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因为明朝时的武官制度是世袭制，比如“公侯伯”可世袭，指挥级别以下的武官也可世袭，“都督”等需要军功才能升任的军中要职人员，虽然子嗣不能直接世袭都督职位，但当其本人寿终后，子嗣却可继任指挥使，也可看作是世袭。

明朝武将绘图

所以在世袭制度的影响下，很难保证这一部分军事将领全是高素质人才，势必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因此为了能打破固有的世袭制度所带来的弊端，推行武举制，以才择将，便能最大程度的将真正富有军事才能的人挑选出来，不断为国防体系注入新鲜血液，最终便能促使整个国防体系日益强大。

综上所述，总结来看，为何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武举制度始终不能完备，而到崇祯时期的明朝末年却趋于系统规范，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三个原因导致：

第一，明初的局势较为稳定，国力昌隆，虽然沿海地区受到倭寇的长期侵扰，但总得来说国家整体局势安定繁荣，从政治角度考量，推选武举制的意义不大。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推行某种制度，或者国家提出某种设想的意义，但凡是国家层面提出的设想或计划，都会对民间释放出极大的信号，会最终引导民众的行为与选择。

比如明朝统治者制定武举的这一举措，就会给民间释放出极大的政治信号，间接引起百姓人人尚武的风潮，如此便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懈怠作用，毕竟在国家局势稳定的时候，唯有大力发展文化等软实力，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在明代前期与中期，整个国家始终处于重文轻武的氛围，只有南方沿海地区的百姓才大多尚武，这是由于倭寇侵扰的特殊原因导致，而一旦全国百姓得知上层统治者释放的“推行武举信号”后，将会在潜意识里刻意把子孙往“武举人”的方向上培养，或者说是引导，那么势必就会导致文化上的部分社会资源，逐渐向尚武的意志倾斜。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很好理解了，打比方以前我们都觉得国企很挣钱，能在国企工作，就是抱住了金饭碗，所以涌现出一大波国企工作热潮，父母纷纷把以孩子送进国企工作为荣，但后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公务员政策，又恰逢国企下岗大潮，老百姓就会在接收到“公务员更吃香”的信号后，积极鼓励自家孩子去考公务员，那么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出现不愿意去国企做工人的现象，长远来看，这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自然有所影响。

明朝时的武举政策初期不积极推行的原因，依我所见也是如此，考虑到国泰民安，局势稳定，明朝统治者没有必要加大力度推行武举制，而且民间尚武，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潜在的隐患，就比如明朝末年，由于尚武风潮的影响，农民起义不断，这就是明朝历代皇帝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因此武举制度在明初虽然由朱元璋提出设想，但并未得到实际发展，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稳定的国家环境，而纵观明朝武举制度的发展史，也与整个明朝的发展史和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我们甚至能透过武举制度的“一变再变”，来看出明朝国家局势的“一变再变”。

第二，又到了老生常谈的宦官专政问题了，虽然我曾多次写过明朝的宦官如何祸国殃民，但就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则不得不提。由于宦官横行，朝野腐败，导致整个大明官府对朝廷的剥削日益加重，仅是当年宦官“八虎”之一的刘瑾，每年通过压榨得来的金银就高达“千万”，更别提各地官吏了。

因此宦官横行的最终苦果，直接作用于普通百姓身上，比如洪武元年的赋税，每亩仅为三升，但到了英宗即位时，却飙升到三斗之高，整整涨了十倍，老百姓甚至为了重税连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自然迅速导致阶级矛盾彻底激化，因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总是起了又平，平了又起。

（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1升大米（精米）约合1.5斤，10升=1斗，因此3升大米约为4.5斤，而3斗大米则约为45斤。）

“八虎”之首：刘瑾

由于这种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就导致了民间不断涌现出尚武的风潮，人人积极习武，最终迫使国家将这部分底层能量进行疏导，或者说是人才资源合理利用，如此一来，人人尚武的民间氛围就为后来推行武举制奠定了基础。

第三，到了崇祯时期，由于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政，党争激烈等历史遗留问题，外加后金政权于关外崛起，大肆举兵侵扰，以及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如此内忧外患之下，就最终迫使崇祯皇帝想要从根本性上提高国防军事的整体实力，也正因此，经过了上百年的各种转变，武举制度最终在皇帝本人的大力推行下，得到了长足且完善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三级考试的定制。

比如崇祯本人亲定殿试武状元，前后共五次，这是之前的明朝皇帝们所没有做过的，但当时的局势真称得上是“内忧外患”，寝食难安的崇祯皇帝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为了尽最大可能选拔出优秀的军事人才来应对这种攸关局面，崇祯皇帝才大力发展武举制度，乡试，会试、殿试组合而成的三级考试程序也就此确立，考试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虽然还是以军事技能和军事策论为主，但难度也相应增加，变得更为深入，就连中举以后的授官标准，也进行了统一规划，还有细节也变得更加完善，比如在考试过后，会由兵部张榜、待遇方面也有和文举相同的赐宴，这些都是完备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看出到了崇祯时期的武举制度，已经将各方面都考虑周全。

所以武举制度发展到这一时期逐渐趋于完整，而探讨其背后的本质原因，正是为复杂的时局所迫。

明思宗·朱由检影视剧照

综上，便是我个人思考的观点，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多多补充，而说到武举这一特殊制度，也的确很符合明朝的时代特征，毕竟明朝从开国，甚至在开国之前就始终伴随战争在成长，长期处于这种国家安全受到不同威胁的情况下，就会使明朝统治者心存忧虑，从而为了巩固统治，就会逐渐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使国家资源尽可能的向军事进行倾斜，说起来其实难免会有些感慨，毕竟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总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容易，比如新闻里提几句生活多好多好，国外多坏多差之类，而是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与层次，看到的信息从来不同罢了。

（当然我并非否认国家宣传美好的正面作用，只是想借此阐明一个观点，请大家不要误解，谢谢。）

最后总的来说，看问题要看全面且深入，如果当时的明朝统治者在早期就意识到军事人才选拔的重要性，从而更早的推行武举制，那么历史也将被改写，但客观来看，这或许也是为我们后人敲响了警钟，国家整体意志与氛围，不能过度侧重于某一方面，而是应全面发展，光崇文，势必就“过软”，光崇武，一味穷兵黩武，又于经济不利，所以唯有全面发展，“文武双全”，才能长治久安，使百姓安享太平，共谱盛世华章。

——————

关注作者：钱品聚，了解更多历史与文化趣闻，带您发现更大的世界~

——————

参考文献：

《明史·选举志二》：武科，自吴元年定。

《明史·选举志二》：弘治六年定、武举试策二道。文理优、韬略熟、及射中式者、升二级。文不甚优、射虽偶中、止陞一级。虽善行文、射不中式、及射虽合式、策不佳者、俱暂黜以候再试。后每六年九月一次考试。凡再试不中者、发回原籍、供本等职役。如策不佳、即不许骑射。或答策虽佳、不能骑射者、亦黜。

《明史·选举志二》：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是为会试。崇祯四年，武会试榜发……逢年、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殿试传胪，悉如文例……武举殿试自此始也。

《明宪宗实录·卷十》：立武举法。凡天下贡举谙熟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以为取士之法也。

《皖西学报2017年8月第33卷第4期：明代武状元地理分布研究》安徽大学历史系学者·李晴：

明代武状元地理分布研究 - 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