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元勋在内斗中死亡，2万余精锐丧命，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在此背景下，“无辜受害者”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民心安定”，很快便扭转了颓势。可是，洪秀全猜忌很重，加封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让他俩牵制石达开，甚至是迫害之。为此，石达开忍无可忍，直接出走安庆，召集10余万精锐玩“单干”。洪秀全见状，立刻废掉安王、福王，并派使者送“义王匾额”与朝臣“求情表”给石达开，希望他能回京辅政，顾全大局。不过，石达开并不理会，他无视天王与朝臣、将领之苦苦哀求，一言不合就离开，自己创业去了。可以说，石达开走得很自在，丝毫不留恋。

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差点就玩不转了。面对危局，洪秀全只好重新组建“五军主将”制度，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少壮派”，而后还给他们封王，以示激励与恩宠。但是，洪秀全对他们也不信任，尤其是对以忠心著称的李秀成，处处提防，处处责难。李昭寿（李秀成部下）叛降时，洪秀全害怕李秀成降清，于是下令封锁长江，不让李秀成回京，并扣押家属做人质；湘军围攻雨花台时，洪秀全指责李秀成“解围怠慢”，说他有反叛意图，搞得李秀成只好送家属回京做人质；李秀成东征时，封他部下陈坤书等为王，使其相互牵制；救援苏州时，洪秀全害怕他“一去不回”，让他交出10万两白银，40内回京，否则“军法处置”；“让城别走”计划提出时，洪秀全大骂李秀成畏敌，说他向借口外逃，投靠清妖。更可悲的是，洪秀全临死时，还不舍不得让李秀成掌权，只想让他做守城之工具。

可以说，洪秀全对李秀成非常不信任，猜忌之心很重，处处提防。李秀成在《自述书》中大吐苦水，“主信不专”、“主不信任”、“我在天朝实无法处”等词出现之频率相当高，可知其对洪秀全失望透顶。不过，即便如此，李秀成还是乖乖的呆在天朝，继续为洪秀全效力，而不是像石达开那样一走了之。那么，同是受天王猜忌，石达开一言不合就离开，为何李秀成却寸步难行呢？

01.太平天国所处战略环境不同，李秀成没有石达开离开时之“环境”

1857年5月，石达开愤然率部单干，带着10万精锐说走就走，无视天王之同僚之苦苦哀求，霸气十足，俨然就是王者。之所以敢如此做，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太平天国所处之战略环境并没那么糟糕。石达开离开，虽说给集团造成巨大损失，可清朝此时也不好过，没有能力立刻扑灭太平天国，各条战线均呈拉锯状态。经过“樟树大战”，“江北大营”、“江南大营”攻防战，八旗、绿营、湘军已经被打残，自身元气大伤；英法联军又北上威胁帝都，北方八旗驻防京畿，无法南下作战。可以说，石达开离开时，太平天国战略处境相对安全，清朝不会因此而占到多大便宜。

反观李秀成受猜忌时，太平天国处境堪忧，若是离开集团玩“单干”，无异于将集团置于危险境地，乃至直接崩盘、灭亡。1861年9月，吉字营攻破安庆，包括守将叶芸来在内的16000将士阵亡，天京西面门户洞开，再也无险可守；1862年6月，陈玉成中计遭俘虏，被凌迟而死，西线再无可御敌之将领；1862年11月，雨花台作战失败，接着“进北攻南”作战又以惨败告终，太平天国10余万精锐所剩无几，天京之围更加严重。此外，左宗棠“楚军”开进浙江，李鸿章“淮军”开进江苏、上海，并夺取江浙大部分地盘，从东面威胁天京。可以说，太平天国已经四面受敌，又无调之兵，若是李秀成此时离开，无疑是背后捅刀子。

02.石达开占据道德制高点，李秀成离开则缺乏足够之“理由”与“资本”

战略环境差别明显，使得石达开、李秀成在“去留”问题上表现不一，但若是真想离开，还是得看自身有无实力，毕竟乱世靠的是实力说话。石达开脱离洪家王朝外出单干，自己创业，既占据道德制高点，也具有雄厚之资本，底气很足。“天京事变”爆发，让大伙看到了内部斗争之残酷，石达开正是抓住这一点，说自己外出是不想再次引发“天京事变”，是为太平天国大局着想，绝不是为了个人一己之私，这“道德牌”打得很不错，可以堵住反对者之嘴巴。此外，石达开是首义五大王之一，翼殿集团兵强马壮，这是他敢于单干之底气所在。

反观李秀成，既缺乏离开天国之足够“理由”，也没有离开之“资本”。石达开打着“道德牌”闹分裂，虽说找到了遮羞布，可大伙非常不满意，认为他就是在挖太平天国的根，就是想让集团分裂，是无耻之小人。李秀成虽然受猜忌，也被分割兵权，但这是洪秀全玩“分地制”所致，被猜忌、被分权的高层又不只是他一人，陈玉成安庆战败后，不也一样被分权，情况比李秀成还惨，可也没说要外出单干。所以，李秀成没充足之理由单干。此外，李秀成是后起之秀，在朝中、军中之威望远没石达开高，若是真单干，估计没多少人愿意跟他外出。所以，李秀成单干之“底气”不足，只能忍着。

03.石达开单干之后的糟糕表现，李秀成不想重蹈前任覆辙

出于对自身威望、能力、军功之高度自信，石达开毅然决定单干，认为他可以闯出一片天地，创造奇迹，打造神话。想当年，21岁出头的石达开在湘江橘子洲头击败清军名将向荣，威震敌胆；24岁时，督师湖口，将兵锋正盛的湘军打得落花流水，还俘获曾国藩坐船，曾国藩投水自尽未遂，一举扭转了林绍璋湘潭惨败以来之颓势，太平军反攻湖北，三克武昌；26岁时，在樟树镇击败周凤山湘军陆师主力，将曾国藩围困在南昌孤城，若不是返京参与解围战，估计就可以活捉曾国藩，毁了湘军。可以说，石达开就是战神，就是王者。

作为大伙眼中战神、王者，石达开单干之后的表现实在很糟糕，不说能打赢强悍的将军，连地方团练，甚至是小股土匪都打不赢。1859年7月，石达开几十万大军玩不过左宗棠两三万杂牌军，兵败宝庆，还被三流将领刘长佑率9000兵马追杀到广西，差点成了流寇。1860年，傅忠信、童容海、彭大顺、朱衣点、汪海洋等相继离开石达开，带着20余万大军北上回归太平天国，在江西境内基本上全加入李秀成忠殿集团。因此，对于石达开单干之后的表现，李秀成自己是知道的，所以他并不想重蹈前任覆辙，单干压根行不通。

04.石达开、李秀成出身差别大，李秀成更具有吃苦耐来与团结精神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人物之出身背景、生活经历，往往能左右他在关键时刻之决策，这在石达开、李秀成俩人身上明显的表现出来。石达开，广西贵县人，中产阶级出身，家庭不说很富裕，至少是衣食无忧，家里的几十亩地足以养活自己，再加上平时外出经商赚取额外收入，一年下来也多有剩余。要知道，石达开对金田起义贡献之一就是注入资金，虽说这资金数额远不如韦昌辉、胡以晃两位土豪，但也不少。中产阶级出身的石达开，生活富足，阅历丰富，还具备较高的才华，受到猜忌时自然不堪屈从，不愿听洪秀全及其两位草包兄长瞎指挥。

反观李秀成，决定是贫农中的贫农，生活时常徘徊在赤贫线边缘，正如其在《自述书》中所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自八、九、十岁，随舅父读书。十岁之上，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直言自己参与洪杨“造反”乃是生活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早年贫困之生活经历，对李秀成影响很大，后人就常用“外柔内刚”一词来形容他性格。可以说，贫农出身的李秀成更具有吃苦耐劳与团结之精神，吃得了苦中苦，能忍受常人之所不能忍，还懂得“抱团取暖”之道理，这是中国古代小农之共性。

综上所述，两者身世悬殊明显、能力威望差别大、所处战略环境不一。所以，同是受天王猜忌，石达开一言不合就离开，李秀成却寸步难行，继续留在太平天国。各位说呢，是不是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