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事改革不彻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应对“亘古所未有”之外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军事改革运动，核心是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兴办军工企业，外购和自制近代武器装备；改造旧式军队，建立新式陆海军；开设各类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客观上来讲说，这些改革举措使中国近代军事诸方面的建设，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具有一定的成效。

然而总的来看，这场军事改革运动却先天不足，问题重重。清政府进行军事改革，其指导思想和理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理论的主要内涵就是保留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通过借助西方的器物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来服务于前者。由于受这一指导思想的束缚和制约，晚清的近代化军事改革只能在不触动旧的政治体制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进行，因而始终局限于和停留在购买、仿制西方武器装备这样的狭窄范围和低层面上。到头来只是实现了武器装备和教育训练方式的革新，而在军事制度、军事理论与军事观念等方面，则几乎毫无建树。致使清王朝始终没能建立起和打造出一支具有真正近代化战力，适应近代战争和国防需要的军事力量。

第二、战争准备不足

长期以来，清朝上下对日本普遍抱着轻视的心理，认为不过是“蕞尔小邦”“弹丸之国”，全然不以为意。清政府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直视英、法、俄等西方强国为主要威胁来源，因此将军事战略的重心放在了防备这些国家上面，根本未把目光投注于所谓的“蕞尔小邦”日本。对于日本实行明治维新，效法欧美改变国体和政体，迅速由贫弱而富强，并以侵略中国为目标大力扩充军备，军力不断增强这些情势，许多清朝军政要员浑然不知。

第三、战略指导混乱无方。

在战略指导上，清朝从战前直到战争结束，自始至终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战争组织体制不顺。当时的清朝没有一套现成完整的战争组织体制，政治体制和政权运转方式。名义上最高军事首脑为光绪皇帝，但没有多少实权，大权操于慈禧太后之手，具体负责战争指挥的李鸿章又授权有限，事权基本不出北洋，无法起到统一指挥全局的作用。清朝这种战争组织体制上的不顺，给战略筹划与决策、作战指挥与保障等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整个战争过程中，清廷从上到下，从后方到前线，形同一盘散沙，混乱无绪。

第四、战术战法不当。

在战术、战法运用上，清军受传统作战观念的影响，仍以过去的作战方法和经验对敌。概括而言，一是以内战来应对外战。就是沿袭以往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时期的军事思维和战术战法，来筹划和运用于反对外敌入侵的作战。二是以旧战来应对新战。就是照搬以前冷兵器时代陈旧过时的战术战法，来运用于近代化战争时期的新型作战。清军在陆战中战术墨守成规，进攻时，实行集团冲锋，不会散兵队形，常常是刚发起进攻就遭敌密集火力杀伤；防守时，只在一线部署，缺乏纵深，兵力、火力配置胡乱随意。且战法机械呆板，只重正面防御，而忽视侧翼。日军往往只须避开清军正面，从侧翼攻击，即可使其防线崩溃。三是以陆战来应对海战。就是循用中国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陆防思想，来指导近代化的海上作战。北洋海军的建军理念和目的只是“扬威海上”“建威自保”，成军后始终奉行依托海岸炮台进行作战的消极防御战略，满足于把口守岸，而不是像日本海军那样把主动出击、夺取制海权作为海战的最高原则。

第五、军队战斗力低下。

清军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战斗力的低下，一方面是武器装备总体上落后于日军，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部队装备水平参差不齐，整体作战效能较差。虽然当时清朝军队的装备已基本实现火器化，北洋海军和少数清军精锐陆军部队配备了从西方购置的近代化枪炮，有的性能甚至还要强于日军，但多数参战的清军武器装备与日军相比并不占优势。最大的缺陷是武器型号驳杂，种类不一，弹码互异，难以通用，给装备保障特别是弹药补充，带来极大困难。

另一方面是整体战斗精神匮乏，意志涣散。当时的清朝上下普遍缺乏忧患意识，官兵贪图安逸享乐，部队管理松懈，纪律废弛。北洋海军诸将公然违反海军章程的规定，带头大肆奢侈腐化。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上烟、赌、妓馆林立，仅妓馆就多达70余家。日常的训练演习，不管陆军还是海军基本均敷衍应付，徒有形式。在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仅11发左右，而北洋舰艇平均中弹近108发，差距何等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