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是一种治国理政理念及方式，儒家与道家都对其进行了阐述。

《论语·宪问》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认为舜帝能够举贤任能，将天下事分配给四岳、伯禹等贤臣去治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把国家管理得十分有序。在举贤任能之后，作为君主的舜帝便可恭己南面，不再过多地去干涉下属的工作，放任无为而已，这便是儒家理想中的“无为而治”。要想达到这种治理模式，首先得确保君主是一个大德大圣的明君，其次臣子们也都是德才兼备的君子，在他们的相互配合之下，君主总领大局，臣子分管局部，前者逸而后者劳。无为的是君主，有为的则是大臣。

与儒家不同，道家也有一套“无为而治”的理论。老子认为实现“无为而治”的关键不在于上面是否有明君和贤臣，而是在于下面的平民百姓能否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根据“道”的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果“我”是统治者，那么“我”将放弃欲有所为的打算，通过无为将自我拉回幕后去，让百姓在“道”的作用下，自行变化、自行忠正、自行富强、自行质朴。这是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缘故，就如在重力的作用下，水具有向低处流动的趋势一样。在“道”的作用下，万物也通过“自化”的方式，复归于正、复归于朴。

如果说风平浪静时的大海是最安全的，那么太平无事的局面也是最为理想的，要想保持住这种局面，就应当坚守无为而治的原则。

《道德经》：“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道家主张怎样的“无为而治”？

儒家把无为而治寄托于人的能动性上，渴望通过“修身”把人教育成为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君和贤臣。明君举贤任能，贤臣忠于所事，大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下相安无事，使得君主不必为政事而操劳，能够恭己南面、无为而已。在儒家看来，无为而治是一个目标，要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才能实现。所以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奏疏中说希望陛下“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把贤臣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这样，待国家步入正轨之后，便可“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了，到时只需遵循祖宗之法、先皇之教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因此，儒家认为无为而治的前提是国家的纲纪、法律和制度发展成型并完善，之后才遵循着它们去治国理政。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东西都是处在永恒发展、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世上从无十全十美之物，也不可能存在真正“完善”的制度，把无为而治放在制度发展完善之后，这等于说它永远也无法实现，因为制度永远都是在完善之中。

与之不同，道家把无为而治建立在“道”的上面，“道”不是人所能建立的，人只能遵循它。道家不是通过有为来治理，然后把无为当做享受，而是直接用无为来进行治理。这就得理解道家独特的逻辑——有对应实，无对应虚。用实物堆砌起来的墙壁能够阻挡猛兽与阳光，但是倘若房子的内部是实心的，没有空虚空间，那么它就毫无用处。所以“有”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把“无”隔离出来，让我们享受到“无”的效用。纲纪、法律与制度就如墙壁一样，在它们的框架形成之后，“有”便退居幕后，“无”对于治理的作用开始生效，它通过镇之以静的方式，将万物万民皆归于本正，使其实现自化。

如果在确立纲纪、法律与制度之后，还要多行妄作，不断变更纲纪，颁布更多的法律，制定更多的规章制度，这就像不断地加厚屋子的墙壁一样，只会使我们的活动空间变得越来越窄小，乃至于窒息。这种做法就是有为而治，老子称之为“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正确的做法是，在纲纪、法律与制度建立之后，就应清净无为，让“无”或“道”来治理一切，就如房子盖起来后，就不再改造墙壁，而把重点放在如何充分利用内部的空间之上，进行布置、装饰，使自己过得舒服。

儒家把无为当做有为的目标，道家把无为视为治理的手段

“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汉朝前期，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开始走向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独特的治理景象。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百姓从未过上想要的太平日子。在战乱年代，各国皆急耕战之赏，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导致农民无法安于土地，经常要服劳役。秦朝建立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不仅向农民收取重税，而且还经常让他们去远戍，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汉朝承兵荒之后，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也只得乘牛车。刘邦与萧何知道，要想使国家恢复秩序，就得先让百姓回归本业，令其能够专心农事，实现自给自足，然后再贡赋给官府。因此，汉朝初年便勒令“兵皆罢归家”，结束兵农合一的历史。接着又接连免除天下田赋，令百姓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再废除前朝苛法，使法令简而易行。汉初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欲使百姓安于耕种，远离巧利，能够“为腹不为目”。

刘邦与萧何在确立汉家纲纪之后便相继死去，不久曹参就入朝拜相。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不再去动已经建好的那堵“墙壁”，既不完善制度也不变更法度，而是在这座“屋子”中日夜饮醇酒，无所作为。这样做一方面是基于吕后权势逼迫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是出于黄老之术的治国理念。曹参在治理齐国时就曾接受盖公的教诲，明白“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道理。

在纲纪建立之后，就不必试着再去完善它、增损它，而是要镇之以静，让“道”发挥作用，使百姓自正、自化。在当时，只要没有人变法兴作，那么百姓就会遵循社会规律，继续专注农事，通过勤劳耕种来使自己过得富足。

萧规曹随避免朝政动荡，同时与民休养生息

汉文帝所奉行的“无为而治”

到了汉文帝时期，依然推行无为而治。朝廷没有对纲纪进行变更，法令也是有减无增，收孥连坐、诽谤、妖言、盗铸等名目繁多的律令都相继废止；之后又除秘祝、除肉刑，规定平民可以通过输送谷物来获得官爵或者减免刑罚，对百姓的监管更加宽松。

文帝还经常带头耕种，劝课农桑，重视民生建设，关心百姓疾苦。他因不忍杀伤士卒，便令陆贾出使南越，只要赵佗去除帝号，就不会干预其国政事，恢复南北通使；对于匈奴，一边恢复和亲，一边又练兵讲武，文帝令周亚夫屯兵以备之，匈奴安分则和亲通好，不安分则出兵反击。彼时吴王已老，文帝不想削藩而激乱，破坏清净太平的局面，所以赐给吴王几杖，安抚其心，待其年老而终，则藩国可渐削。又叮嘱景帝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是文武都已有防备，结果为晁错暴力削藩所误。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表现在“清静”二字，他不愿折腾百姓，只遵循着“道”来治理，临终之前仍不忘下令“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不想因国丧而折腾他人。在他当政的时候，贾谊这样的贤臣不能被重用，邓通这样的幸臣却富甲天下；张释之驻守云中，十年不得调升；淮南王受宠尊贵，杀人可以不必伏法；张武贪金受贿却不被免官，反而还要发御府的金钱给他，以愧其心。

从儒家的观点看来，汉文帝绝非理想的君主，他既不重用贤臣，又容忍了腐败；既未恢复礼仪，又先黄老而后六经，并非尧舜之君。从法家的观点来看，汉文帝不懂驾驭群臣，导致藩国坐大；不重视法令，致使盗铸屡禁不绝；又不推行耕战，所以没有开疆拓土，称霸于诸侯；他还不懂变更法度，厚敛于民，所以连个露台都修不起。然而，在道家看来，汉文帝是“无为而治”理念的践行者。他淡化了自己的影响，即使没有明君和贤臣，在“道”的作用下，国家照样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

汉武帝登基之时，经过多年的无为而治，汉朝的国力已趋于鼎盛。《汉书》描绘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然而，不久之后“无为而治”便被好大喜功的武帝所摒弃。他南平百越、北击匈奴，积极开疆拓土，却以百姓的利益为代价，令桑弘羊通过均输、榷酒、盐铁官营等手段来与民争利；又重用张汤等酷吏，不断颁布法令，加密法网，用刑罚来绳治“奸民”。最终导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惨剧，使全国的户口数足足减少了一半。所以武帝晚年追悔莫及，下罪己诏，欲重修文景之政

对于汉朝的百姓来说，他们更向往的是文景时期的平淡无为之世，而痛心于汉武帝时期的所谓武功“盛世”。

汉武帝通过消费前人的积蓄来打造“盛世”

“无为而治”都有哪些基本特征？

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并不依赖于明君与贤臣，而是遵循“道”的作用。“文景之治”并不是汉文帝与汉景帝一手打造的盛世，而是在他们减少作为、尊重规律的前提下，由老百姓通过勤劳耕作而创造出来的。这样的盛世真正属于万民而不是属于某个帝王或某些名臣——是庶民的盛世。历史的舞台不再被帝王将相们所占据，在他们的无为避让之下，平民百姓走上舞台，成为了主角。

在无为而治的国家里，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①、王侯们的政治斗争让位给百姓的民生建设，统治者的影响逐渐淡化，“道”发挥作用，百姓实现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

②、清静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官吏不断加强监管的趋势被逆转。民风逐渐质朴，犯罪率不断减少，致使法令也跟着锐减；

③、天下太平无事，也就不需要太多办事的官吏，此所谓“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在清静无为的国家里，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瓦解；

④、朝廷轻摇薄役，不与民争利。官府在百姓富足的基础上，通过赋税来维持运作；

⑤、国家不对外扩张，始终爱好和平。夷狄来侵犯就通过武力将其逐出国门之外，如果来通好就热情接待，彼此互通有无、不存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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