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两大经济风云人物，其中一位已经讲过了，就是管仲，想了解的，可以看之前的文章《这位宰相，历代治世能臣十分推崇，却被现代人忽略》。

这位爷是汉代出现的经济风云人物，排在管仲后面，所以称“第二”，但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前者。或者说，两个人恰好代表了古代经济治理的两个维度。

一个臣子的维度，怎么协助君主，平平稳稳地搞到钱。

一个君主的维度，怎么有充足的金钱，确保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还得把稳固自己的地位，不能到处起火。

这位爷，就是汉武大帝。他基本确定了古代帝王抓经济的基调。

后世的皇帝们，明君也好，昏君也好，要想搞活经济、增加收入，基本上在他搞得措施里转悠。

我们就来看看他干了什么。

第一，发币控制金融，也割韭菜

在只有经济实践没有经济理论的古代社会，人们很容易被货币的神奇力量所迷惑，特别是对于手握权力的人。

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只要把机器打开，要多少有多少，不是99，不是199，而是199999，有木有，有木有？！

一直以来，大汉用的是文帝规范的四铢钱，六枚重一两，面值与铜含量一致，好货币。

而且，不禁止民间铸币，供应量充足，产生了很多铸币的巨富。

武帝一登基，就宣布盗铸钱币死罪，第二年把四铢钱废了，发行五铢钱，就是这个款式的铜钱，以外圆内方的造型，成了“孔方兄”的代表，流行到唐代。

朝廷掌控了铸币，自然就控制了金融，这是重要经济举措。

不过，几乎任何一个当政者，都抵挡不住滥发的诱惑。

因为后来财政吃紧，武帝依靠自己的权力，强行推出皮币和白金两种货币。

皮币就是鹿皮，一方尺带花纹的鹿皮，定值四十斤黄金。

白金就是银锡合金，银是贵重金属，如果实打实还说得过去，但加上了锡，还高估了价值，相当于黄金的三分之二。

劣币驱逐良币，相当于变相提高税收，虽属饮鸩止渴，但真能收割一拨。

朝廷获得了暴利，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的高中生都明白，必然是物价飞涨，市场混乱。

但是，在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掌权者能控制住滥发货币的冲动。

后世的宋元明，还有常凯申，贡献了很多这样滥发纸币的典型事例。

第二，垄断山海资源

管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汉武帝任用了几位著名的大臣效仿，干得也还可以，但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

这些大臣，有管盐的东郭咸阳、管铁的孔仅，最著名的，还是理财大牛桑弘羊。

二千年以降，大部分时间里，盐与铁都是受朝廷控制的，只是控制的方式有不同。

汉武帝采取的方式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不允许私人经营。

当然，名义上不能这么直白，而是找准了之前的漏洞。

什么漏洞呢？

不公平。

之前私人可以经营盐铁，出现了很多富人，当然就有为富不仁的；哪怕为富仁的，也雇佣了很多佣人。

这时候，朝廷就有话说了，我把盐铁拿过来，可以实现公平。

为此，武帝专门建了一套工作机构，任命了工作人员。

因为这个举措，生产规模扩大，技术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增加，也打击了地方势力，巩固了朝廷治权。

这就是一体化、规模化的好处。

传说中的桑弘羊

因为整合，规模大了；因为规模大了，技术革新的成本就低了，

许慎的《说文解字·盐》中描述，“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六十里”。

铸铁柔化技术和炼钢技术也得以普及。

《汉书》记载，匈奴与大汉作战，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

有点颠覆常识吧？

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汉的铁制兵器太好了。

不过，你要说这个举措，老百姓有没有得到实惠，就不好说了。

这些资源收归朝廷后要建机构，充实人马，设官吏，运转起来的成本很高，而且，一些边缘的产业，普通百姓也捞不到。

因为这个已经成了体制内的资源。

武帝手里的钱确实多了，这是直接目的，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手下人就别想干了。

朝廷看到了白花花的银子，对官办盐铁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切身的感受。

所以，这套制度皇帝们很喜欢，后世多沿用，而且不止盐铁，像织造，江南产业发达，明清便也有官办官收，只是组织方式与盐铁有所区别。

第三，强力收取商业税

商业最大的特点是流动性，按照古代的技术手段，按照土地收可以，如果找到流动的商人，却不太容易。

尽管如此，武帝还是制定了严格商业税，比如，商人拥有两千钱资产，平民有一辆轺车，有五丈以上的船，都要缴纳一算（120钱）的税。

这钱是不好收的，于是，负责收税的吏就多了起来。

武帝朝多酷吏，这一点跟后面的武后朝差不多。

在商业税这一点上，经济风云人物武帝，做得远远不如大宋，但毕竟从他开始制度化了。

第四，试图使用经济杠杆

这也是桑弘羊的主意，主要举措有二：

一个是均输，类似统购统销。

汉代土地税主要收粮食，还有各地的贡品，运输起来既麻烦又浪费。按照均输的办法，朝廷可以统一采购，然后卖到价格高的地方，赚取个高价。

另一个是平准，类似价格管制。

就是由朝廷来控制整个大汉的物资买卖，以平衡物价。

比如，在盛产粮食的地区建平准仓，丰收了就由官府买粮放入仓库，歉收时就卖粮。

《中国商业通史》中评价：

平准是“坐贾”的性质，是在物价波动时调节商品的贵贱，购销差价较小；

均输是“行商”性质，在地区之间调剂物资余缺，较大的地区差价是其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

应该说，这是非常高明的政策，朝廷一下子把物流资源控制住了，也是治理能力的体现。

《史记·平准书》记载：“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

这是好的效果。当然有利也有弊。

因为游戏规则总是被滥用规则的人玩坏。

比如，朝廷特别是当地的官府，很容易打粮仓的主意，多少钱算多啊？

这样，等真的需要时，发现粮仓里什么都没有了。这种桥段，历史上常见，小说和影视剧中更常见。

粮食有保质期，粮仓需要管理，而人浮于事的官府，很大一部分不擅长于此，从而导致浪费。

这两点还算好的，毕竟只是贪一点、蠢一点，如果碰到又精又坏的，拿着官府的东西跑到市场上当庄家，抬高物价，那经济就要被玩坏。

所以，如果真采取这两样制度，法治手段很重要，信息渠道很重要，监管很重要。

不过呢，最好还是立足于市场。

但是，管制，永远是帝国朝廷内外的冲动。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汉武之后，尽管经济措施叫法不同，但这些制度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伴随着号称“重农抑商”的帝国，流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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