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歌向暖

万历皇帝像

01

万历皇帝朱翊钧，明代皇帝里最宅的一个。

一辈子就出过两次故宫：一次是去天坛拉练，一次是被人装在棺材里抬出去。

天天窝在宫里，还不喜欢上朝，也闷得慌。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看看书，经常让司礼监的太监们出宫替他买书。

太监们也没什么文化水平，不会选，就照着图书销量排行榜上撸就是了。

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任山西按察使的吕坤写成了一本《闺范图说》。

和以往晦涩难懂的纯文字描述相比，此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十分贴心。

堪称当年图书畅销榜的No.1.

这样，《闺范图说》就被带进了宫。

万历一看，哎呦不错哦，就顺手把书给了郑贵妃。

郑贵妃一看，也觉得这书不错，但她玩出了点新花样。

她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12个人的篇幅，以汉代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为终篇，还亲自为这本书加写了序文。

夹带私货不要紧，之后又自己掏钱，在万历二十三年时重新刊印了第二版。

这下就出事了......

02

因为有人把这两本书混为一谈了。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吕坤（《闺范图说》的作者）此时已经在朝担任刑部侍郎。

吕坤上了一封《天下安危疏》（亦称《忧危疏》），请求皇帝节省日常花销，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这种奏疏，朱翊钧平时收到的没有一千也有五百，但这次却引发了一场史诗级的骂战。

吏科给事中戴士衡首先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现在又上了一本《忧危疏》，这是包藏祸心，纯粹为了讨好郑贵妃，意在结纳宫闱。

为什么戴士衡会把《闺范图说》和《忧危疏》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不久之前，万历居住的乾清宫和王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先后大火，皇宫里也开始节省开支。

戴士衡把宫里节俭开支的情况和吕坤劝万历节省费用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又见街头巷尾都是挂名吕坤的《闺范图说》，上面还有郑贵妃的序言，这不是结纳宫闱，图谋不轨是什么？

03

明代后宫有刊刻书籍的先例：

朱元璋的皇后马氏曾经刊刻《女诫》；

朱棣的徐皇后刊刻有《古今烈女传》和《内训》；

朱厚熜的生母蒋太后有《女训》；

就连万历他妈李太后也出版过《女鉴》。

这些都是讲教化妇女的。

但眼尖的看官一定发现了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上面举例的这些人都有皇后身份，只有郑贵妃的身份目前还够不上。

在戴士衡看来，郑贵妃自从皇三子朱常洵降生之后，无一不在图谋让自己儿子当太子。

她的这种行为仅仅只是刻书吗？

这明明是为了自己当皇后在进行前期的宣传造势啊。

吕坤确实冤枉，他原来的书被郑贵妃改头换面，这件事他一点儿都不知道，现在说他企图“结纳宫闱”，简直是莫名其妙。

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

吕坤的原书万历也是看过的，整件事又牵扯到了郑贵妃，所以万历打算装聋作哑，蒙混过关。

但天不遂人愿......

04

就在大家都快淡忘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跳出来，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城广为流传。

妖书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疑案，妖书第一次出现，其标题就是《忧危竑议》。

没错，就是“燕山朱东吉”写的这篇。

从标题“忧危竑议”可以看出，意思是在吕坤所上《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

因为《忧危疏》里，吕坤把皇帝治理天下要注意的问题基本都提到了，唯独对当朝太子的看法一个字也没写。

那这《忧危竑议》就专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文中专门讨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

朱东吉说，吕坤在开头即已写明，明德皇后当初以贵人身份进宫，又没有嫡子，最后以郑贵妃结尾，这就表明，如果以后郑贵妃当了皇后，那也是有事例在先，是有据可依的。而吕坤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他受了郑贵妃的好处，郑贵妃送给他五十两银子、四匹彩币，还有五个内侍在场亲眼所见。

（“曰：吕先生自辨精矣，明德无子，故以取之？若进中宫，偶然相类，彼诚何心哉？且彼时大内被灾，中宫减膳，以妃进后，事机将成，吕乘此时进亦值其会耳！或曰：五十宝镪、四匹彩币，十目所视，胡为而来？”）

最后结尾处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黄泥掉进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吕坤有苦说不出。

他怕再被别有心机的人牵扯进别的什么黑料里，赶紧寻了个年老有病的由头，致仕回家。

05

现在回头看，“燕山朱东吉”应该是个化名。

这里的朱，是明朝的的国姓；东，指的是东宫，吉，则是吉人天相。

朱东吉到底是谁呢？

答案是不知道。

不过，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这两个人的嫌疑最大。

戴士衡就不用说了，之前弹劾吕坤，他跳得最欢，整倒吕坤，他是直接受益人；

而樊玉衡在之前请求册立太子的奏疏里，写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

同时，戴士衡和樊玉衡两人是同年关系。

但万历皇帝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下旨说之前的《闺范图说》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里的立意和亲妈李太后的《女鉴》一书差不多，多看多学有益身心。

然后下令逮捕戴士衡和樊玉衡两人，经过东厂的严刑拷掠，两人承认《忧危竑议》是自己所写。

便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将两人谪戍广东。

（背锅）

就这样，第一次妖书案被万历轻描淡写地对付过去了。

06

既然说成第一次妖书案，肯定就有第二次。

万历朝中期，大臣们基本都上过同一话题的奏疏：早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就配合着朝臣们搞起了拉锯战，你们让我立我偏不立。

在朝臣们看来，不管皇帝自己怎么想，就凭着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那肯定就是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

期间费了多少口水真是一言难尽，闹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到亲妈李太后那里问安，李太后在闲聊时问：儿子，为什么那么久都不立我大孙子当太子？

万历一时没过脑子，脱口而出：“他不过就是个宫女生的。”

李太后大怒：“别忘了，你也是宫女生的！哼！”

而紧跟着，又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次，万历病得很厉害，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枕在王皇后的手臂上。

王皇后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再一打听郑贵妃，她居然趁万历病的时候，私下里神神秘秘地干着什么事。

大概就是见不得人的事，万历因此觉得郑贵妃有些不靠谱了。

文秉《先拨志始》载：神庙始专宠郑贵妃而疏孝端。辛丑年，圣躬抱病甚笃，瞑眩逾时而醒，则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泪痕犹湿。及侦郑贵妃，则窃密有所指挥。然宫中事秘，外廷勿详也。神庙由此蕴怒贵妃。

于是，万历二十九年八月，朱翊钧不想闹了，他采纳了内阁大学士沈一贯的意见，举行了册立太子大典。

朝野上下，欢声雷动。

只有一个人不高兴。

当然就是郑贵妃了。

她跑去和万历大闹了一场，还玩起了绝食。

万历又开始动摇，要求内阁把册立太子的时间给改一改。

但沈一贯也和万历顶上了，他坚决不同意改期。

最终，册立大典于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按时举行。

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明光宗朱常洛画像

07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

万历还是不喜欢他。

郑贵妃依然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要踹台子换人。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妖书案爆发。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一日，一大清早。

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国本攸关”的揭帖，小标题为——“续忧危竑议”。

内容大意就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写了个新闻稿子，报道了郑福成的一次采访。

郑福成，依然是个化名——

郑，指郑贵妃；

福，指福王朱常洵；

成，就是成功的成。

矛头直指郑贵妃，说她在预谋废太子，然后再册立自己的儿子福王为太子。

不仅如此，里面还有朱赓的戏份，说万历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是出于无奈，过一段时间肯定会换人，不信你看内阁大学士朱赓，“赓”与“更”同音，所谓“朱更”不就是要换掉太子的意思吗？

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也赫然名列《续忧危竑议》中。

郑福成说沈一贯是二五仔，虽然他之前上疏请求立太子，但他其实是个反装忠。

08

万历得知此事后，震怒，立即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进行全城大搜捕，“务得造书主名”。

但大家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办案。

第二次妖书案和第一次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次妖书案中，大家起码还知道书是吕坤写的。

这一次，虽然《续忧危竑议》后面注明作者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但这种一次勾连上两个内阁大学士，捅了天的妖书，谁会吃多了署上自己的真名？

肯定是被人整了。

所以万历并没有把项应祥和乔应甲怎么样，让他们好好上班，不要多想。

至于内阁大学士朱赓和沈一贯，因为名列妖书之中，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他们俩不得不待罪在家。

但沈一贯脑子转的很快，为了改变自己被动挨打的局面，立刻进行有罪推论，现在内阁仅有三位阁臣，倒有两个在家。

那现在唯一剩下的那一个，不是显而易见的幕后黑手吗？

于是，沈一贯叫来了自己的亲信给事中钱梦皋，指使其上疏告发内阁次辅沈鲤和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互相勾结，炮制妖书。

多说一句，沈一贯是东林党最大的反对派——浙党的领头羊。

当时妖书案内阁三学士，只有沈鲤和东林党有关系。

之所以拖郭正域下水，原因有三：

1、郭正域是东林党；

2、他是沈鲤的学生；

3、礼部右侍郎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容易入阁的职位。

钱梦皋的奏疏很奏效，刚上完疏，郭正域一家就被捕了。

沈一贯对皇帝的心思拿捏的很准确，谁是幕后指使者其实不是很重要，万历不喜欢折腾，像上次一样把事情快速平掉就好。

要的只是一只替罪羊，所以沈一贯这一手正好浑水摸鱼。

至此，妖书案2.0版已经正式脱离了太子是否会被更换的范畴，逐渐演变成一场排除异己的党争。

09

锦衣卫在抓捕郭正域一家的时候，又在他的住处同时抓获一个和尚达观；一个琴士钟澄；一个医生沈令誉。

钱梦皋也再接再厉，继续揭发奸党。

（臣梦皋言：沈令誉，郭氏之食客，当亟讯奸党，治正域罪。次辅沈鲤屡为奸人缓颊，举朝曰大变，彼曰小事；举朝曰当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动人心，亏损圣德等语。回互隐伏，意欲何为？”疏入，中外大骇。）

沈一贯和钱梦皋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只要这些人中有一个承认自己和妖书有关，那沈鲤就不要想再翻身了！

同时案子也能交差。

但结果却让他们俩大失所望。

一番严刑逼供，达观和尚更是被栲掠致死，这些人就是不吐口，绝不承认郭正域和《续忧危竑议》有一毛钱关联。

这下白玩了，线索又断了。

万历没耐心了，把审案的三法司和东厂的人全叫去大骂一通，指定他们限期破案。

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正经查案，找不着人犯；胡乱攀扯，线索又断了。

于是案子开始向娱乐化发展了。

就在妖书案发第十天，东厂汇报上一个重大发现。

他们抓住了一个名叫皦生彩的可疑男子，据他供称，他哥哥皦生光有重大作案嫌疑。

10

皦生光，原先是顺天府的生员，但是没一点读书人的样子，是个老成的诈骗犯，一贯擅长捏造谣言，刊刻假书。

北京西城有一位开印铺的富商包继志，曾经聘请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却故意在诗集中留了一首：

五色龙文炤碧天，谶书特地拥祥烟。

定知郑主乘黄屋，愿献金钱寿御前。

包继志没注意这首诗有问题，就刊刻了诗集，而皦生光却等诗集大卖的时候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郑主乘黄屋”一句，是暗示郑贵妃要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

包继志只好破财消灾。

而皦生光并未满足，又在诗集里加上了一句“皇长子危乎哉”，然后拿着诗集继续讹诈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郑国泰也只好拿钱了事。

（《明史·陈矩传》载：“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

11

有嫌疑犯就好说了，皦生光被立即拘捕到案，当场验证笔迹，又发现和《续忧危竑议》类似。

这就没跑了，妖书案的主谋就是他！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皦生光是干过几次诈骗的事情，不过明明他的水平就是一句“郑主乘黄屋”，他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官场宫闱秘事，还把这些事都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创作出《续忧危竑议》的呢？

他一个人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把《续忧危竑议》散满全京城而不留任何蛛丝马迹的呢？

不过没人在意这些问题，大家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早日结案。

然后该捞钱的继续捞钱，该旷工的继续旷工。

最终，皦生光被判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12

其实两次妖书案看似没什么关联，但两次的处理结果，都使同一个人得利。

谁呢？

朱常洛。

两次妖书案都和争国本相关，而每次郑贵妃都惹的一身骚，全都要靠朱翊钧出面平事。

朱常洛自己还没嫌疑，只需要找个角落躲起来吃瓜就好了。

朱常洛是不是大BOSS呢？

哈哈哈，脑洞开的太大了。

ps：

老王个人也怀疑万历。

理由有三：

1、

朱翊钧把这个妖书放出来，也可能有看看朝廷里对太子是个什么想法的意思。

反正裁判权在他手上。

他想查就查，他不想查就不查。

2、

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这两个人是没有明确的站队的。

不属于朝廷的任何一派。

所以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是万历造的。

如果是别人造的话，肯定会写上反对党的名字。

比如说东林党，就会写上浙党的名字。

万历本身对朝廷各个党派有些什么人基本上是清楚的。

万历造这个东西，只是让朝臣们自己拿着刀斗。

顺便给内阁那帮人掺点沙子。

3、

第一次妖书案的戴士衡不就倒霉了吗？

但第二次妖书案，两个“作者”却成了吃瓜群众。

万历叫东厂抓了那么多的人，但这两个“作者”他一个都没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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