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项脊轩志》中，有一个劝学的著名段落：“（大母）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其文大意如下：“（祖母）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家的人读书老不见成效，这个孩子的功成名就，总可以期待了吧？’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个象牙手板进来，说：‘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间拿着上朝用的，以后你一定会用到它。’”

《项脊轩志》是归有光的散文名篇，整体风格质朴平淡，字里行间却将作者对祖母、母亲、妻子的思念展现得淋漓尽致。“顷之”一句所描述的，便是归有光的祖母借用祖上所用的象笏，激励归有光苦读以博取功名的场景。隋朝确立科举取士之后，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功业与学业便捆绑到了一起，归有光的祖母借祖上的功名劝学，自然不足为奇。不过，祖母所持的象笏却容易引人遐想——这个象牙手板是何物，为何竟能指代仕途？归有光年仕途晚达，年过六旬方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他能够如其祖上一样，手持象笏入朝吗？

这两个问题的并不好回答，因为它们背后，隐藏笏数千年发展史中的三个侧影。

《项脊轩志》：苦痛与亲情的赞歌

庙堂里的朝位班序

归有光祖母所持的笏，又称笏板、手板、玉板或朝板，宽泛而言，是朝臣上殿面见君主时所持的器具。《释名》对笏的解释如下：“笏，忽也。君有教命，有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从中不难看出，笏事实上是一种古老的“备忘录”。《礼记·玉藻》中对这种“备忘录”的用法和形制均有详细记录：“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此处的“尺”为“周尺”，约合19.7厘米，因此周朝时期的笏长约51厘米、中端宽约6厘米，也的确是便于记事的尺寸了。

笏的起源已不可考。《史记·夏本纪》引郑玄注云：“曶者，臣见君所秉，书思对命者也，君亦有焉。”这里的“曶”即通“笏”。史学家多认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现，这一推论尚无确实的考古依据，但在纸张尚未问世的岁月中，很难想象除了笏，君主与朝臣议政时还会有其他未被史书所记载的记事工具。

《水浒传》中的笏

至周朝时，关于笏的礼制已经逐渐成型。比如，周朝要求诸侯上朝需执牙笏，同时还规定了不同等级者需携带不同材质的笏，其中“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从中可以看出，至少从周朝开始，笏便具有了区分等级的功用，不同的材质背后，是持笏者不同的出身地位。

两汉时期，在造纸工艺不断改进的冲击下，笏作为记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极大冲击。然而，从周朝到秦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让官员们习惯了笏的存在，于是笏反而在记事工具革新的冲击中焕发新生，剥离了“书其上，备忽忘”的原始功用，转而成为单纯的“朝位班序”的象征。

从《唐会要·舆服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笏的生命力：“五品以上执象牙笏，以下执竹木简。旧制三品以下前挫后直，五品以上，前挫后屈。武德以来，一例上圆下方。”五品官衔，从此成为笏材质的分界线。自唐以降，官员朝服开始依品衔区分不同颜色，大体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五品官以上服绯色，七品官以上服绿色，九品官以上服碧色。这一传统由两宋所承袭，而官员所持之笏也便与朝服颜色相对应，服绯色公服者用象牙为笏，服绿色公服者用槐木为笏。唐宋两朝，官员出席重要场合均需抚摩笏，以便于礼官安排相应的位次及自此间相互辨认——从周至宋两千余年过去，“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的传统在王朝的更迭中不仅未见消退，反而愈见精细。

唐朝官服与笏

明朝在承袭唐宋礼制的基础上再次对持笏之礼进行了细微修改。据张自烈撰《正字通》所载：“明制，笏，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唐朝以五品为界的传统在此上调至四品，这背后或许也有象牙愈加珍贵的现实。由此归有光是否有资格手持象笏入朝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明代各寺寺丞为正六品，作为南京太仆寺寺丞的归有光恐怕只能用五品以下官员所用的木笏了。

清朝代明后，没有保留官员持笏面君的礼制，笏作为朝堂礼仪用具从此消失于历史。不过，以笏代指官员、仕途的文化传统却保留了下去，满床叠笏、一门百笏、袍笏登场这些成语依然流传于世，为后人记录着笏这一器物曾经的辉煌。

清朝官员不用笏

法坛上的朝礼尊神

二十五朝岁月点拨而过，关于笏的历史却只说了一半。在中国历史中，笏不仅曾在庙堂中流转于公卿掌间，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坛，成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见法器。

与归有光祖母的笏不同，道教中的笏又称圭简、朝简、朝板、奏板等，道士朝拜时往往两手恭执，以表示对神灵的尊敬。这似乎令人费解：本应悠哉游哉的道家人士，为何会钟情于笏这种具备浓浓世俗色彩的器物？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整个道教发展史。

道教法事

早期道教并没有持笏之礼，道教中的笏也的确源于庙堂。作为典型的多神教，道教在最初其实并不具备“阵容豪华”的神仙谱系。汉朝于吉的《太平经》将道家神灵抽象分为六等，所谓“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也”。张鲁的《老子想尔注》则更延续了老子“道常无名”的观点。然而在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却出现了重大转折，著名方士陶弘景编制了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真灵位业图》，将当时流传的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等根据世俗“朝位班序”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阶，分别以元始天尊、玄皇大道君、太极金阙帝君、太上老君等为各阶主神。

从陶弘景个人观点来看，《真灵位业图》凸显了打压天师道的倾向，也并未被后世道家完全沿用，但其中“朝位班序”的概念却为后世所承袭并发扬光大。两宋以降，庙堂之路不乏“道君皇帝”，奉旨“编排三界圣位”的官员更大有人在，至南宋时期，金允中撰著《上清灵宝大法》四十五卷，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按其性质、品第分为十一品，道教神仙谱系也最终形成。

《真灵位业图》

道教神仙谱系的制定离不开庙堂之力，而作为“朝位班序”象征的笏在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相比于神仙谱系的等级森严，道教文献却并未对笏的材质进行明确规定，唯玉笏多为神灵所用。道士持笏之礼与朝臣持笏相同，均是两手握持笏板下沿，置于胸前，而令两肘自然垂下——官员如此自然是以示对君主的尊重，以彰显龙威；道士如此则能预防口中秽气冲犯香炉烟气，以冒犯天颜。同时，双手持笏也可以规范道士仪态，让道众在朝礼尊神时维持虔敬之心。

除了作为礼器，笏同时也演化成为道教常见的法器。有些道士会在笏上刻上符箓咒语、北斗七星等符号做法，这些笏与桃木剑、如意、天蓬尺等法器一样，成为古人祛魅辟邪的利器。当然，笏也不仅流传于凡间的道士——仙班之中，也不乏有神灵持笏，除著名的莫过于八仙中的曹国舅和钟馗。

曹国舅本是宋仁宗赵祯的大国舅，由钟离权、吕洞宾共同度化成仙，出身皇亲国戚的曹国舅成仙后依然身着冠袍玉带、手持玉笏；而钟馗在民间传说中“获贡士首状元不及”，也与官员颇有些渊源，钟馗执笏迎福的形象，到底还是与庙堂有几分瓜葛。

曹国舅

书本中的轶事趣闻

如果说庙堂与法坛分别盛载着笏发展史的两个侧面，那在文化层面，这两个侧面将孕育出更多轶事趣闻。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便均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笏的身影。《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所作《好了歌解》首句便是“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当年笏满床”取典于《旧唐书·崔义元传》：“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群从数十人，趋奏省闼。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一榻置笏，重迭于其上。”曹雪芹借此明喻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鼎盛与衰败，笏与诗中的纱帽、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词。跳出《红楼梦》的内容，《红楼梦》评批家除脂砚斋外便是畸笏叟——这三个字也让人怀疑其是不是明朝遗臣，故而在清朝以“畸笏”自嘲。

畸笏叟评石头记

《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笏则有着浓浓的宗教色彩。《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宋江抬头舒眼望见九天玄女，玄女两旁的青衣女童便是“持笏捧圭”。《西游记》中，酆都判官崔珪、昴日星官、地府的各阴君均持笏。两书背后的道教传统，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笏，但却在曹操受九锡中出现了圭。对于这一玉器，《说文》记：“剡上为圭，半圭为璋。”圭是一种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始见于商朝而盛行于周朝，是朝觐时标明等级身份重要器物。从其定义来看，圭的功用与脱离了记事工具的笏完全吻合，其形制也相似，故在后世圭与玉笏已常相混淆。帝王所用玉笏应为珽，《说文》中有释：“珽，大圭，长三尺。”《礼记·玉藻》中亦有言：“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即考工玉人之大圭。”故而珽、大圭、玉笏可视为同一器物，如此说来，“四大名著”便可谓书书有笏了。

昴日星官

虽然有玉笏的存在，但宽泛而言笏依然是朝臣面君时所持的礼器，其中所带的不是南面而王而是为人臣子之意。三国钟会在《与吴主书》中有“执笏之心，载在名策”之语，执笏便是称臣之意。然而在中国译者翻译西方文化元素时，笏却往往成为君权本身的象征。

比如拜伦的《海盗生涯》中有此一句：“量一量我们的版图，看一看我们的家乡，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到处通行，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谁碰到都得服从。（Survey our empire, and behold our home! These are our realms, no limits to their sway- Our flag the sceptre all who meet obey.）”又如已经被废除的正义王笏座（Sceptrum et Manus Iustitiae）和勃兰登王笏座（Sceptrum Brandenburgicum）。这其中的“sceptre”和“Sceptrum”可以译为“权杖”，也可以译为相对古韵的“珽”，相比之下“王笏”一词便没有出处。

我们的旗帜就是王笏

更为出名的例子见于吴永泉译的《回忆苏格拉底》（色诺芬著），其中有一句苏格拉底评价雅典政权的名言：“君王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大权、执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签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凭欺骗手法取得政权的人，而是那些懂得统治人的人。”同样，王笏的“真正面貌”，也即是珽。

这些译文中所体现的或许正是笏一词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其文化内含的渐变。当钟会写出“执笏之心”时，笏无疑是臣子的代名词；而当吴永泉使用“王笏”一词时，笏背后又添了君王的尊贵。这其中的文化渐变，是不是因为笏于清朝成立后消失，以至于后人对其印象愈加模糊呢？

苏格拉底之死

结语

从庙堂到法坛到书本，从历史到宗教到文化，笏的面孔事实上从未改变。笏是中国古代官员身份等级的重要指代，其材质来源通过历代王朝的律法加以明确，而最终陨落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清朝。从历史的角落来看，曹雪芹写的“当年笏满床”也正是笏本身发展史的缩影。

道教中的笏，古典文学名著中的笏，西方译著中的笏，无论其涵义有着多大程度上的变形，其背后依然隐隐有庙堂“朝位班序”的身影。虽然世间可能不再有“持一象笏至”的祖母，但“则可待乎”背后的功名故事，却永远不会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