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东晋百余年的历史上，地方权臣势力膨胀、挥霍无度与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种“主弱臣强”的失衡现象直接导致了东晋政权的覆灭。

正文：

东晋立国时期周边局势图

如果要评选历史上最穷的一个朝代，东晋当选的几率大概能排在第一名。

《晋书.食货志》里记载着一个相当搞笑的事件：晋元帝司马睿在位期间，正值石勒所建立的后赵国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石勒屡屡出兵袭扰东晋，搅得淮南一带不得安宁。为了击败石勒，晋元帝颁步了一道诏书，宣称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取得石勒首级，朝廷就予以重赏！

一代枭雄石勒

这所谓的重赏是什么呢？“布千匹”而已。

估计东晋所有的将领看到这一诏书时，都是满头黑线——石勒拥兵巨万、猛将如云，这种“地狱”级别的任务就值“布千匹”？您当我们没见过钱哪？！

但是，晋元帝能够拿出这种赏赐力度，也算是下了血本了——因为当时皇宫内库的家底，统共也就四千匹布而已，不仅如此，整个东晋朝廷的财政情况都相当堪忧：

一个皇帝混到这份上，着实是凄惨了点。

然而，与此同时，镇守荆州的权臣王敦却富得冒油，他不仅大肆侵占田产，还公然卖官鬻爵，“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隐然有凌驾于朝廷之势。

东晋的中央财政为何如此困顿，这与其失衡的权力架构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一、失衡的帝国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建立东晋，与门阀大族的支持密不可分。

八王之乱发生后，司马睿渡江南下，在琅琊王氏的领袖王导的奔走游说下，一面分化、压制反对其统治的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两大豪族，另一面拉拢吴郡的朱氏、张氏、顾氏、陆氏等世家，最终使得东晋政权在江南一带站稳了脚跟。

明代所绘司马睿像

然而，随着躲避战乱的北方大族不断南下，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为了使双方能够保持表面上的平衡，晋元帝不得不愈加依赖于王导等人的斡旋，导致以王氏为首的豪族势力日益膨胀，这些豪族无论是在政治势力上还是经济实力上都与之相对的，是东晋朝廷对于门阀大族约束力的日趋衰退。

公元322年，王敦起兵作乱，攻陷东晋都城建康，一时间，东晋政权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晋元帝也在这场战乱中忧愤而亡。虽然在两年后，晋明帝利用王敦病重的机会平定了内乱，但由于王导并没有跟随王敦作乱，王氏家族的势力并未受到较大的影响，相反，东晋朝廷无力压制权臣的事实却暴露得干干净净，这给了之后有意染指朝廷大权的权臣们莫大的信心。

果不其然，在此之后不久，东晋大臣苏峻又起兵作乱，将建康以及江南其他富庶地区一扫而空。东晋朝廷一方面要调兵遣将，平定苏峻叛乱；另一方面朝廷又不得不免除遭受战火地区的租税，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东晋朝廷的财政状况愈加恶劣，甚至要依靠王导等大臣做生意筹钱来维持朝政的正常运转：

虽然在十余年后，东晋朝廷在权臣桓温的主持之下，实行了“庚戍土断”，朝廷财政有了好转的现象，但随着桓温三次北伐，在所得甚微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东晋朝廷又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

淝水大战之后，东晋王朝迎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朝廷的财政状况也有了很大起色。但在此期间，东晋统治者愈加昏庸无能，司马道子与谢玄等豪族之间的内斗也愈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之子桓玄趁机大肆扩张势力，最终篡位成功，为东晋的最终覆灭撞响了第一声丧钟。

东晋虽被刘裕取代 但桓玄则是它最初的掘墓人

由此可见，终东晋一朝，朝廷一直没有对权臣集体采取有效的制衡措施，造成了“主弱臣强”的畸形权力格局，使得东晋朝廷在财政上相比权臣集体居于弱势地位，这也最终成为了东晋王朝无法治愈的“致命伤”。

二、帝国的无奈

有人可能要问，东晋朝廷为什么不在平定王敦、苏峻之后就对权臣集体采取压制措施呢？实际上，之所以东晋时期权臣屡屡兴起、尾大不掉，其根源就在于他们背后的豪族势力不仅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拥有数量庞大的佃客等“依附民”作为经济来源。在东晋时期，这些脱离了朝廷赋税体系的“依附民”数量与向朝廷缴税的“编户民”数量已经达到了基本相等的惊人程度（《三国以后自由民（编户）与依附民的比率问题》）。作为税收主体的“编户民”流失情况如此严重，东晋朝廷的财政情况自然是容乐观。

东晋时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庞大的“依附民”群体，除了天灾频繁、吏治腐败等原因之外，东晋保卫边境和屡次北伐所导致的繁重赋税和劳役也是导致农民破产，转而向豪门大族寻求庇护的重要原因。

桓温三次北伐示意图

依附民平时务农，而在战时，则可以成为重要的兵力来源。也就是说，东晋朝廷与这些豪门大族相比，无论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另外，要使一个豪门大族倒台，朝廷不仅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这些依附民还往往会向其他豪门流动，导致其他豪门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这种两难境地直接使得东晋统治者不敢也不能向这些门阀大族动手，而维持表面和平也就成了东晋朝廷的唯一选择。

讽刺的是，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奠基者，正是扶植起东晋政权的头号功臣、号称与司马家“共天下”的王导。

王导像

东晋建立之初，统治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权臣势力膨胀所产生的危害，因此设立了“给客制度”，对豪门大族所占有的佃客数量进行了规定，意在照顾豪门利益的同时，保证中央财政的来源不受影响。

然而，这个看似合理的制度在东晋一朝却从来没有真正得以实施，这其中既有豪门大族贪得无厌的原因，也有破产农民寻求豪门庇护的客观需要，但在其中，王导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纵观王导在东晋三朝期间的执政方针，“宽和”是他始终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但是王导所谓的“宽和”，实际上是通过放任门阀大族兼并人口等行为，换取豪族势力支持，从而实现统治阶级内部和平的一种策略而已。

在东晋政权初期，王导的这一策略的确对政权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制衡手段的缺失，则是导致“力入私门”、“国弊冢丰”等现象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王导对于吏治腐败等现象也基本上保持着纵容的态度。晋成帝时期，左仆射孔愉曾经向朝廷上书，称当前“奸吏擅威，暴人肆虐”，而王导得知后，并没有反思自身执政上的问题，而是责问孔愉：“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可见其对吏治问题不闻不问、讳疾忌医的态度。（《晋书.孔愉传》）

由此可见，绵延东晋一朝的财政问题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整个统治集团的落后与腐朽。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开始着力打压门阀大族，最终使得这一政治集体在历史舞台上消弭无踪。

参考文献：

• 《晋书.食货志》
• 《晋书.苏峻传》
• 《晋书.孔愉传》
• 《晋书.王敦传》
• 《晋书.桓温传》
• 《宋书.武帝纪中》
• 《晋书.刘穆之传》
• 《晋书.庾亮传附庾翼传》
• 《世说新语.规箴篇》
• 《晋书.成帝纪》
• 《晋书.王导传》
• 《晋书.王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