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的定案，不是学术研究那么简单。它往往凝汇着民族集体的共识，有其泰山难移的确定性。

现存宋画《八相图卷》中的真实秦桧像.画作于秦桧在世之日，作为其寿礼而呈.画藏故宫博物院

因此，当时代前进，认识更新，倘若以“真相”为名，试图用新观念重审历史旧案，当然会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有些“重新发现”，甚至会勾泛起无穷无尽的情感恩怨、乃至难被宽恕的公愤。

尤其是现在，求知为名，翻案风下，各种常识、各类认知，在流量为王时代，屡屡被反转质疑，被攻城陷地。太多新奇的论调，“突破性的发现”，泥与沙俱下，清水和鼻涕齐飞，像开闸一样涌来网络，沉渣泛起，目迷五色，让人无所适从，价值错乱。

2011年秦桧家乡南京江宁博物馆，曾展出一尊秦桧坐像，引发巨大争议与是否翻案平反的质疑

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于实质早经定评定谳的宋奸秦桧，闹腾了近百年，还持续争讼至今的评判分歧。

过去，近人梁启超说，史学研究，是当求真与求善兼具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长者之言。

显然，史学作为一门学问，首在求真。可更大层面，贬恶扬善，当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共相维护的历史观。也是以，历代读史之人，无贤不肖，不论长幼，看到秦桧之名，谈到秦桧之事，都会厌恶，均会痛骂，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善情感。

浙江杭州西湖岳王庙里的岳飞墓

秦桧其人，无论如何，其“奸臣”与“汉奸”的帽子，是不可能也不允许被摘掉的。据现有材料，不管你怎么“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是公家记录的《宋史》，还是私人著述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或是清人俞正燮及诸现代学者的研究，最终都可以证明，我们并不曾冤枉秦桧先生。

秦桧是生前责无旁贷，死后罪有应得。就彼时他生前真实状况而言，秦桧其人，操柄弄权为务，陷害忠臣良将好趋，贬赵鼎，杀岳飞，当政之时把朝野整得一团糟，内外怨声载道，其事当骂，其人足诛，是没有疑问的。其“奸臣”结论断无疑义，你怎么做翻案文章，都没法改编这些文献事实。

一群众嫌恶地拉扯秦桧跪像

特别是就民族大义而论，秦桧夫妇是否确实是史书推测的“金人卧底”暂且不谈，他一味求和、打击主战、割地卖国、丧失气节的“汉奸”行为是斑斑据在的。其卖国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并且化为全民族的一个话语之柄。今日的杭州西湖，在岳墓对面铁栅栏中，秦桧和他的老婆王氏，是要永远赤裸身子，反翦双臂，跪在岳武穆脚下，还有人民和历史面前的。

为秦桧翻案，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仅是挑战公众的一个常识认知，还是在有意无意地猥亵、践踏大家的民族情感。

是以，为秦桧“翻案”，不仅不得人心，也会受谴责，这本身就是“求真”，也是有着明确的现实辐射意义的。

“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墓前愧姓秦”，这是历代中国大众的心声。就我浅陋的阅读所及，除开一些不足与议的闲扯不算，在搞正经研究的人中，其实也没发现真有愚不可及之人，真要为秦桧“翻案”的。

只是，有个层面，也许我们也需要冷静想想的是：似乎是很明显的，秦桧后人早死亡殆尽，任何人替秦桧这么一个死了上千年的阴魂辩诬说话，除了逞逞口舌装装逼外，并得不到什么实质好处。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有些还是“严肃学者”，愿意甘冒不韪、敢于“顶风作案”，作此傻事呢？

我的基本意见，虽浅薄倒也是明显的：正经史学界，真处心积虑要替秦桧“恢复名誉”的，并无其人。如果有极个别学者，要为秦桧“开脱”，也不过是言此意彼，是左突右拐，是借力打力，无非嘲弄一点现实，搞点“影射史学”的老营生而已。那些人，并非真的昧了良心，更不是有什么“路线斗争”要搬到史学界上演。

是以，另一方面，所有史学从业者似也当共鉴：倘若有什么有利于秦桧的“新发现”颁布，若引起舆情汹汹，也当有体谅之感才好。

为秦桧说话之人，并非没有。明末王夫之写《宋论》，就有部分“原情”之论。后来的宋史专家张荫麟、学者胡适也有点滴异见。而我所见，过去被列入“民国四大史家”的吕思勉，算是为秦桧这个大恶人，“开罪”的最过分的了。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

可我们也要看到，王夫之也好，胡适之也也罢，态度大体也只是“听言也，不容不慎”，是觉得不该秦桧一人背锅而已。而吕思勉尤为特殊，他重论秦桧之功罪，还将韩世忠、岳飞等英雄贬斥为割据军阀，其真实用心，根本不在为秦桧卸责，更不是真的斥责岳飞等人，而是借古论今、指桑骂槐，暗讽民国时代军阀混战之乱象。遗憾的是，此等隐晦用心，并不能为时众所理解。

1935年，吕著《白话中国史》被检举，吕思勉的言论引发民愤，并被告上法庭，受到“外患罪”、“民族败类”的指控。这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见，我们大多数人对某些常识性的历史人事的认知，还是喜欢固定化了的，不会曲意向着一些所谓的新“逻辑”、新“考证”与新“真相”开放，尤其是类似“翻案”，是挑战民族情绪的，国人就更难以接受了。

这样对立认知，所引发的舆情与争议，自然会是极其不愉快的，吵闹势所难免，有时甚至会点燃暴力冲突、权力压制的怒火。也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居然吃了豹子胆，敢为秦桧翻案，会怒不可遏，正是这种天然的、朴素的正义感和民族大义观，在起发酵活络作用。

可是，也许我们也需要看到，即便像吕思勉这样为秦桧“翻案”的人，事实证明，依然是最有民族气节之人。抗日时期，日人对他威逼利诱，但他为了医治夫人的病，宁愿深冬将御寒的大衣当掉，也不愿意有丝毫的退让。

我们骂错他了吗，当然没有，只是我们也需要明白，有些史家的用心，不仔细体察，也容易攻讦非人。

还有就是，就我个人感想而言，除了极个别“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外，我的理解，有些学术研究让我们感觉是为秦桧“翻案”，可能不少是情绪主义导致的误解有关。

《宋史》修于宋亡后，对秦桧也是贬斥的，甚至认为其是金国奸细

因为，很多学者讨论宋史，就如我上面所举例的吕思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表面上为秦桧说了好话，但其用意并非为这位汉奸辩护。一方面，固然是我们上面所言及的醉翁之意在映射现实，是项庄舞剑意在当前。

另一方面，则确实是从学者求真的责任感出发，有意从学术面尽可能还原当年“真相”，理清疑窦，抓出比秦桧更加可恶的“幕后黑手”——宋高宗赵构。后一种，其实也是现在宋史学界很多人的意见。他们的这些研究，很容易让不搞研究的我们，产生误解，从而以为他们是别有用心。

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秦桧事多有论述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秦桧固然是“穷凶极恶”，但不是“元凶首恶”。在当时的情况下，秦桧只是那把杀人的刀，刀身是占满鲜血，但最应该责怪至少应该一起被谴责的还有幕后操刀人。这些研究学者认为，秦桧的求和卖国是无耻之尤，但很大程度上、很多事情是给国君背黑锅。秦桧身死，宋高宗给他封王谥号，显然也认为他是优秀的奴才、功臣，未必不能视为一种办事得力的奖励。

这一点错谬，用西方人的谚语来解释，就是“人们总恨出卖耶稣的犹大，但从来不骂真正送基督上绞刑架的罗马总督”。史家和世人似乎也当明晰，当时的恶人，确实不是只有秦桧一个，史学也理应发扬激浊扬清之功能，将此丑类“一网打尽”。

西人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里的犹大形象

因此，历来也有声音认为，如果有研究需要为秦桧“翻案”，类似这等查清事实，追究“同伙”的操作，当是它唯一的意义。

这种看法，当然可能是偏至的。但是有没一点道理呢，平实地说，我也是觉得有的。一说，大家也都会心领会神吧。

电视剧里演绎的秦桧与岳飞形象

因为道理实在过于显豁了，但凡对靖康前后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也会明白，当时整个南宋，最不希望徽钦二宗回来、希望通过媾和求得安稳的人，还有通过杀岳飞保障军权不至于旁落，避免“黄袍加身”戏码再度上演的人，真还轮不到秦桧，而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秦桧的主子宋高宗赵构。

也就是说，秦桧的谋害岳飞，还有出卖国家利益，处境其实也很微妙。中国的历代王朝，一直都是为尊者讳的，许多事情是国君的意思，但是他必需有人执行，这只代理执行的“手”就成了后世史书的靶子、当朝仇恨的对象。这样的人，代不乏见，唐代是《新唐书.奸臣传》列为首席的许敬宗，后世则有卖国贼李鸿章。

秦桧与赵构形象

只是，即便说清楚了这些，我们当然也需要拎清，“追封”赵构的罪责，并不能丝毫减轻秦桧的刽子手实质和污浊形象。这是两码事。找出同犯，并不是说原犯就可卸载。秦赵二人，各有其原罪，不能互相顶替。更何况，秦桧自己，也不是受胁迫，而是汲汲选择成为这只刽子手后，才得到宠信与权力的，其罪依然当诛。倘若有人敢借追索赵构之恶名，为秦桧抵罪“缓颊”，我们照例要痛骂他，无错。

至于说，近世以来，又有一派新鲜议论，以为如今各族共和，以往相互残杀的往事，不宜再提，以免挑起分裂云云，那其实更荒谬的。倘以此新史观为逻辑，则吴三桂成为促进民族融合功臣，汪某是为中日友好呕心沥血，霍去病，卫青，岳飞，文天祥等等则不但不是民族英雄，还都是逆流而动的顽固分子。

这样，不仅是非善恶美丑黑白颠倒，正义与非正义模糊，中华文明价值观的内核，即忠、信、礼、义、孝、悌、廉、耻，实质也是在民族融合、重现评价、历史求真的皇皇美名下，被破坏，被凌迟，被羞辱的。欲亡一国，必先断其史，不是危言耸听。

这就是说，即便结论是秦桧其人，并没传说中那样所有坏事都是他一人干的，也不能为其翻案。明人诗云：“大树无枝向北風，千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早已表明了事件的历史认识，我们不该无事生非。

总之，为秦桧翻案，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腐蚀社会公义与天地良心。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精忠保国永远是民族之魂，但凡洗白秦桧者，当得责备。

嗤笑的围观群众

史学是当求真，但更为“真理”的是，无论如何，不该剑走偏锋，不该矫枉过正，更不该为了点流量的关注，篡改材料，过度阐释，立异为高。

任何碎片化历史，或历史碎片化，都是不足取的。说深了，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再说的实质性和实用主义一点，探究历史也是在传续某种价值观，而爱国守土、贬斥汉奸、推重气节、发扬正气，理应是我们永恒的国民守则，与为人的共同底线。

漫画调侃

想起一故事说，明成化十一年，秦桧墓曾被盗墓贼挖开，不久“获金银器具巨万”的盗墓贼落网。按照彼时律法，罪当砍头，可主事官却蹊跷地有意“减其罪”。何以故，“恶桧也”。自古冰炭不同炉，忠奸千载早分明。纵然倾尽西江水，难洗桧之彻骨污。岳飞与秦桧作为忠奸代表，差不多早演化为中国人一个信仰的标志。

所以说，抵制这种为秦翻案风，本质上不是封锁知识流通、干涉学术研究、钳制自由思想，而是在护惜我们中国人千百年共同守望的价值判断，历史认知，乃至公序良俗。

不过，实话说，有时候推敲想想，对待这样一类大恶人，如果不那么一味地脸谱化，一恶就彻底地众恶集之话，有时阅史读到一些细节，也是不免费解的。

岳飞塑像

比如，明时严嵩，够得上大奸臣标准吧，可据正史，他刚入仕时居然也是有志青年，反倒对头徐阶，是妻妾成群、豪奢作恶、鱼肉乡里的著名大劣绅。

而大汉奸秦桧呢，固然坏事干净，丧尽天良，可从可信的材料看，偏偏又是个对自己老婆王氏极好的人，甚至教育有方，儿孙中也不乏多才、忠义之士——其孙秦钜就是抗金名将，当寡不敌众，城陷兵败时，毅然蹈火自焚而亡。

也许，他们这样的人，本身就是极有才华之人，大节大义喂了狗，但未必事事皆谬；尤其是当四面楚歌人人唾骂之日，大概只有枕边黄脸婆一心一意向着自己，还以厚待，也算是相濡以沫的意思吧。

春秋著史之义，在使乱臣贼子惧

过去，老舍在一篇文章中感慨说，"最可恶的卖国贼，很可以是慈父良夫，错处是只尽了家庭中的责任，而忘了社会国家"。秦桧是永不应该得到翻身的，可人性也真是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