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十一月庚辰（二十九日），吴军攻入楚都郢（今湖北荆沙荆州区西北十里纪南城）。吴军上下深为楚国宫室之富，姬妾之美所震惊，遂大肆抢掠奸淫，王弟夫概同公子山争夺子常的令尹府，还差点打起来。

吴国君臣以尊卑次序，分居于楚国各宫室，抢掠楚国君臣妻妾而淫，《谷梁传•定公四年》载：“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左传•定公四年》也载：“吴入郢，以班处宫。”阖闾甚至还动起了楚昭王母亲伯嬴的脑筋。

伯嬴，亦称孟嬴，秦哀公长女，本是楚平王为太子建聘下的妻子。楚平王闻其美貌，在费无极的撺掇下，就很不厚道的半路截胡，纳为己妃。《列女传•贞顺传•楚平伯嬴》载，阖闾胜楚，“入厥宫室，尽妻后宫”，不知怎么就想到了伯嬴，于是就命伯嬴侍寝。伯嬴闭门，持刃自守，义正辞严的痛斥阖闾，说为天子、公侯者，当为天下表率，知礼义廉耻，“今君王弃仪表之行，纵乱亡之欲，犯诛绝之事，何以行令训民”？并表示“生而辱，不若死而荣”。阖闾被伯嬴噼里啪啦一通教育，自己也感觉不好意思，于是下令不得惊忧伯嬴。

（伯嬴影视形象）

伍子胥几经周折，找到了楚平王的墓葬，掘出棺木，暴尸于荒野，与伯嚭鞭平王尸以泄愤（一说鞭墓），并怂恿阖闾焚毁楚国宗庙，搬走楚国的宝器典章。楚人本来不满楚国的虐政，及见吴国君臣的倒行逆施，对吴仇恨油然而生，楚人无一降吴者，起而反抗。如此数月，吴始终不能安抚楚人。

楚国大夫申包胥原本和伍子胥是朋友，吴军入郢后，便逃往山中躲藏，他派人大骂伍子胥：“子（你）之报雠（仇），其以甚乎（太过分了）……今至于僇（lù）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意思是，你为了报仇，竟弄到侮辱死人的地步，真是伤天害理到了极点。为了实践自己对伍子胥所说的“子能复（颠覆）之（楚国），我必能兴之”（《左传•定公四年》）的誓言，他不畏艰险，“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泅渡湍急的河流）”（《淮南子•修务训》），孤身长途跋涉，赴秦乞师救楚。秦哀公不肯答应，他昼夜立于宫外，伏墙哭诉吴军恶行，七日七夜哀声不绝，终于感动了秦哀公，命大夫子蒲、子虎率兵车五百乘，南下救楚。

（申包胥影视形象）

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秦军在沂（今河南正阳）大败夫概。同月，楚大夫子西（公子申）又在军祥（今湖北随县西）打败吴军。七月，秦、楚联军顺手牵羊，灭掉了唐国。

秦军纵横于方城（自今河南叶县西南，沿东南方向，迄泌阳东北的防御城墙）内外，楚军出没于汉水南北，而越王允常也趁吴国内空虚之际，举兵入吴。吴军前有楚、秦，后有越，穷于应付，战场形势已趋不利。夫概又乘机跑回吴国，自立为王。阖闾腹背受敌，后院起火，焦头烂额之下，不得不命全军撤回吴国。

至此，这场历时十个月的大战终于落下帷幕。当年九月，楚昭王回到郢都。此时的郢都已残破不堪，城外白骨遍野，城内宫阙半毁。

阖闾撤军回国讨伐夫概，夫概兵败逃往楚国。楚昭王将夫概封于堂溪（今河南西平西），就是后来的堂溪氏。越王允常奇袭吴都（今江苏苏州），见阖闾引兵东归，也就撤兵回越。

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阖闾遣太子夫差（注见文末）率军，再次讨伐楚国。四月己丑（十五日），夫差击破楚军舟师，俘楚水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攻取楚国的番（pó）邑（今赣东北一带，中心地域在江西鄱阳）。楚国震动，君臣恐惧，为避吴军兵锋，楚昭王被迫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东南），但仍称之为郢。

阖闾自登上王位，即制定了结好北方诸国、先破楚、后图越的战略方针，实践也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正如越国大夫范蠡所分析的那样：“齐虽不亲，外为其救；晋虽不附，犹效其义。夫内臣谋而决仇其策，邻国通而不绝其援，斯正吴之兴霸。”（《吴越春秋•卷八•勾践归国外传》）齐国虽与吴不甚亲近，却是吴国的一大强援；晋国虽然不附于吴，却仍然与吴交好。吴内有谋臣为其决策，又有强邻可以作为外援，这样的形势又怎能不利于称霸。因而史载，“当时是，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彊（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威震华夏。

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雄心勃勃的吴王阖闾为遂行“南服越人”的方针，报入郢时越袭吴之仇，亲率大军攻越。不料在檇（zùi）李（今浙江嘉兴附近）中计大败，被越大司马灵姑浮斩落脚趾，伤重而死。临死前，他嘱咐太子夫差勿忘杀父之仇，并托伍子胥辅佐夫差。

吴国领土广大，兵强马壮，实力远超过越国，却在檇李战败，这使得夫差认识到，越国已成为吴国最大的后顾之忧，要争霸中原，必要先灭掉越国。因而他继位以后，继续任用伯嚭为太宰，伍子胥为相国，秣兵历马，练习战射，积极准备攻越。

（吴王夫差影视形象）

越王勾践，姒姓，本名鸠浅，又作菼（tǎn）执。司马迁认为他是大禹的直系后裔，其祖先是夏少康帝的庶子无余。大禹巡行天下，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朝见四方诸侯，死后就葬在这里。夏启建立夏朝，传至少康帝时，为延续禹王陵的守护与祭祀，便封其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曰“禹越”。《史记正义•卷四十一•越世家》引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也认为：“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有学者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早期的于越部落被视为“蛮夷”，与中原夏禹毫不相关，“越为禹后”纯属无稽之谈，是勾践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西南琅琊镇）以后，为了称霸中原跻身大国之列的自我标榜。

越国前期的核心统治区域主要在今天的浙江绍兴、金华周边地区。经历二十多代后，传到允常时，接受中原各地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陶瓷业、纺织业、编织业等，尤重冶炼业和造船业，国力渐趋强盛。于是允常称王，开始向外扩张，与吴国发生矛盾，并相互攻伐。其中固然有晋联吴制楚、楚联越制吴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双方利益的冲突。正如伍子胥所言：

吴之与越，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环之，民无所移（无处迁徙），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夫上党（意指中原）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国语•越语•勾践灭吴》】。

可见吴国将越国视为扩张领土的首取之地。所以早在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构建阖闾大城（今江苏苏州木渎镇）时，“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无独有偶，越国君臣也有类似想法。越大夫范蠡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越绝书•卷七•越绝外传记范伯》）亦是说两国民风习俗相同，地理位置又紧密相连，要向外扩张，必然是一山不容二虎。

（孙武、伍子胥影视形象）

吴之攻越，由来已久。吴王余祭（zhài）时期，吴军总是对俘获的越人施以酷刑，被俘越人处境甚于奴隶，故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hūn），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谓的“阍”，即守门奴。吴王余祭伐越，抓获越人俘虏，让他做了传达室门卫，看守船只。余祭乘船视察水军，这人刚好在船上，于是行刺余祭。

周敬王十年（公元前510年）夏，时值越王允常在位，雄心勃勃，整军经武，伺机而动。吴王阖闾计划在伐楚之前削弱越国，于是大举伐越，允常猝不及防，大败于檇李。这是吴对越大规模用兵的开始，吴、越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允常趁吴国兴兵伐楚、国内空虚之际，发兵入吴。自此吴、越两国怨恨加深，战争日益频繁。

勾践继位后，任用楚人文种、范蠡革新内政，国力渐强。听说夫差励精图治，日夜练兵，备战复仇，遂不听范蠡劝阻，决定先发制人，趁吴兵未出，抢先伐吴。夫差闻讯，悉发水、陆精锐迎击越军。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春，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太湖中椒山）展开激战，越军大败。吴军乘胜直捣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攻破会稽城，勾践仅以五千残余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注：夫椒为太湖中椒山，历来史家多无争议。唯《史记索隐•卷十•吴太伯世家》说法不同，云“太湖中椒山，非战所夫椒山”，认为“夫差……伐越，当在越地，何乃不离吴境，近在太湖中”？又引贾逵云，当在“越地，盖近得之，然其地缺，不知所在”】。

此时勾践完全没有了出兵前“吾已决之矣”（《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那种斩钉截铁的气魄，他哭丧着脸问计于范蠡和文种，如何才能苟全性命。范蠡要勾践卑辞厚礼向吴乞和，如吴人不许，只能举国降吴，以身追随吴王，徐图转机。文种建议用重金贿赂贪财的吴国太宰伯嚭，让他从中通融劝说吴王，促成和议。勾践已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派娴于辞令的大夫文种作全权代表入吴乞和，表示愿意携妻儿入吴为臣，同时以美女、财宝贿赂伯嚭，求他劝说吴王允许越国作为吴国的属国。

夫差准备答应，但遭到伍子胥的反对，表示“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左传•哀公元年》）。他提醒夫差，吴、越两国相邻，世代为仇敌，勾践又非常注意亲近臣下，很会收买人心，而且施恩惠、行赏罚各得其人，如今穷途末路，正是“天以越赐吴”（《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不趁现在灭亡越国，将来必然后悔。

文种向吴王表示，如果吴不允越王的请求，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烧）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决一死战）”。正在两方僵持不下时，接受了越国贿赂的伯嚭出来帮文种说话了，他劝吴王：“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伍子胥再次阻止，说：“勾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但急于北上与齐争霸的夫差又怎么听得进伍子胥的劝告呢！最终听从了伯嚭之言，许越国议和，两国订立盟约，吴军撤兵回国。伍子胥为此痛心疾首的说：“越十年生聚（繁衍积聚），而十年教（育）训（练），二十年之外，吴其为（荒）沼乎！”（《左传•哀公元年》）意思是说，越国得此缓解之机，用以培养国力，积聚力量，必能卷土重来，吴国将要灭亡了。

（越王勾践影视形象）

夫差不趁此时机灭越，是战略上最大的失策，这是他亡国丧身的起点。吴既志在北威齐、晋，就应当彻底解除后顾之忧，扩大领土，增强实力，然后全力以赴，争霸中原。当时齐、晋距离吴国遥远，对吴没有直接的威胁，时机既不紧迫，自无放弃已到手的越国，急急忙忙转而向北对付齐、晋的必要，这与晋国魏绛和戎的时机大不相同。晋国北面的戎族当时没有定居，也无出色的核心领导人物，不足为后患；而楚国伐陈，晋必须相救，如灭戎则误援陈的时机，所以必须暂时安定一方，抽出力量对付另一方，这是符合内线作战原则的。而夫差此时，时间和形势完全许可从容灭越，若不一劳永逸灭越安定后方，就始终未脱出两正面作战的困境，这是非常错误的。

夫差在否决伍子胥的意见，允许存越时说：

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国语•吴语•吴王夫差与越荒成不盟》】。

夫差在这里告知诸大夫，他准备征服齐国，所以同意了越国讲和的请求，希望诸大夫不要干扰他的决策。如果越国能就此改弦更张一心事吴那最好。如其不然，待征服齐国后，还可以回师讨伐它。

可见得，夫差明知越国“改”与“不改”都有可能，若越“不改”而吴又远出争霸，则吴后方空虚，便有越从后袭击的危险，那时能否及时回军讨伐既是疑问，能否战胜又是问题。若多留兵力防备越国袭击，就会削弱北上争霸的力量，甚至可能两方面兵力都不足，攻既不克，守亦不固，从而两头失误。所以，夫差这一战略上的失策是他霸业不终的重大原因。

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勾践自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被围，卑词厚贿向吴称臣请为属国后，带着妻儿以及范蠡启程前往吴国臣事夫差。范蠡，字少伯，楚国三户（今河南南阳淅川滔河乡）人。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因不满楚国政治黑暗，与楚宛令文种一起投奔越国。夫差很欣赏范蠡，想劝范蠡投身事吴。但范蠡不为所动，坦然拒绝，表示“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吴越春秋•卷七•勾践入臣外传》），能够得保性命，已经心满意足。

（范蠡影视形象）

勾践夫妇与范蠡白天劳作，夜晚则囚居于石屋。勾践“服犊鼻（长至膝下的裤子，类似如今的七分裤），著樵头（樵夫束发头巾），夫人衣无缘（没有花纹修饰）之裳，施（穿）左关（左衽）之襦（短衣）。夫斫剉（剁切草料）养马，妻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勾践夫妇穿着奴仆的粗布衣裳，干着粗重农活，夹着尾巴做人，毫无怨言。即便“阶级滑落”到了这种地步，勾践与妻子、范蠡之间行为举止，仍“君臣之礼存，夫妇之仪具”。夫差常暗中登高，伺察他们的行动，见了不禁赞叹，说“越王者，一节之人；范蠡，一介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伤（怜悯）之”（《吴越春秋•卷七•勾践入臣外传》）。意思是，勾践是个有操守的君主，范蠡是个有骨气的臣子，虽然身处困顿之境，却不失君臣之礼。唉！寡人真是伤不起啊。

就这样，勾践在吴“任劳任怨”三年，夫差以为他真心“悔过”，就想将他释放回国。伍子胥以夏桀囚汤而不诛，商纣囚文王而不杀，最后反被灭国的前车之鉴，劝谏夫差不要重蹈桀、纣的覆辙，应趁早杀掉勾践。正好这时夫差生了病，三个月不见好，所以把这事就搁下了。勾践心中害怕，问计于范蠡，范蠡就出了个让勾践尝粪的主意。于是勾践通过伯嚭，觐见了吴王。正好赶上伯嚭捧着夫差的大小便出来，勾践“即以手取其（小）便与恶（大便）而尝之”，然后喜笑颜开的说，大王之病不日便可痊愈。夫差问，你咋知道？勾践说，人之粪便都是顺应四季时气作物，“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偷偷的）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正好应了春夏之气。夫差大悦，夸道：“仁人也。”（《吴越春秋•卷七•勾践入臣外传》）你真是个好人啊。当即下令将勾践迁出石屋，妥善安置居处。不久，夫差果然如勾践所言，病体痊愈。通过这种自侮的方式，勾践终于被释放回国【注：“勾践尝粪”只见《吴越春秋》，不见于其他史料】。

此时的越国百废待兴，勾践以范蠡治军旅，文种治国政，生聚教训。他颁布法令，奖励生产，充实国力，“十年不收（赋税）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又鼓励生育，繁衍人口，“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年轻）妻”，就是不许搞老少恋。女子到十七岁不嫁、男子到二十岁不娶，其父母论罪处罚。“将免（娩）者以告，公令医守之”，有分娩者必须向政府报告，政府指派护士安胎、助产。生了男孩的，赏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的，赏两壶酒、一头小猪。生多胞胎的，由政府助养，提供免费食物、母乳。“当室者（嫡子）死，三年释其政；支子（庶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百姓家如果嫡子死了，免除三年徭役；庶子死了，免除三个月徭役，而且勾践一定亲自参加葬礼。并规定，凡是“孤子（鳏夫）、寡妇、疾疹（困苦）、贫病者，纳宦其子”（《国语•越语•勾践灭吴》），就是所有五保户家庭，由国家发给粮食，提供生活费用，教育其子女。同时还开展“春风送温暖”行动，经常装载粮食和肉，乘船出行，到处布施。

夫妇二人身为表率，身着布衣，耕田播种，养蚕织布，劝农积谷，与民同劳，“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国语•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他自己“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华丽）”（《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却厚待四方来士，对那些有才能的人，“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国语•越语•勾践灭吴》）。他劳神费力，忧心苦思国政，“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时刻提醒自己不忘会稽之耻。

勾践在励精图治的同时，又恭谨备至，不遗余力的麻痹夫差。他进献美女西施、郑旦，使其疏于政事；赠送木料，耗费吴国人力、物力兴建宫殿；散布谣言，离间吴国君臣。越国谷物欠收，向吴国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储粮，第二年却将上等粟米煮熟还给吴国。夫差见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诚信，下令将粟种分发给百姓种植，结果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

（浣纱双姝•西施影视形象）

勾践种种阴谋手段，用心之深刻，为历史所罕见。而阴谋得以顺利施展，太宰伯嚭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伯嚭，子姓，伯氏，原是楚国人。楚令尹子常受费无极谗言，杀了左尹郤宛，与郤宛同宗的伯嚭便逃到了吴国（注：《史记•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称伯嚭为伯州犁孙、伯郤宛子。此从《楚世家》），经伍子胥举荐，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但大夫被离对伯嚭很不放心，他问伍子胥：你觉得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说：我和伯嚭都是受人迫害，同病相怜，为什么不信任他呢？被离不以为然，他提醒伍子胥：“吾观喜（伯嚭）之为人，鹰视虎步，专功擅杀之性，不可亲也。”（《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转》）认为伯嚭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日后会受到牵累。伍子胥当时并没有把被离的话放在心上，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三十年后死在伯嚭的手里。

“卧薪尝胆”小议：

《左传》、《国语》都没有关于勾践卧薪尝胆的叙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尝胆”之事，但没提“卧薪”。“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一文中：

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

苏轼为孙权虚拟了一封书信给曹操，在信中发挥想象，戏说孙权“卧薪尝胆”，其内容与勾践毫不相干。南宋吕祖谦在《左氏传说》和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倒是说到了“卧薪尝胆”，但主角是夫差，说夫差为报父仇，卧薪尝胆。总而言之，“卧薪尝胆”一词被延续下来，大肆渲染，故事越传越广。但苏轼也说过，“何必出处，想当然耳”。是真是假，已不重要，聊为茶余饭后之谈资。

（浣纱双姝•郑旦影视形象）

“吴大子终累”与“太子夫差”辨析：

《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十一年（公元前5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而《左传•定公六年》则载：“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楚国大惕（恐惧）……于是乎迁郢于鄀。”大子，即太子。杜预注：“终累，阖庐子，夫差兄。”鲁定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04年。此后，《左传》再未出现“终累”其人，出现的反而是“（阖闾死后）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由此推测，终累与夫差的关系可能为：

一、在鲁定公六年至阖闾死亡的鲁定公十四年之间，终累死亡。

二、如杜预所言，二人为兄弟。

三、终累与夫差，为同一人。对照《史记》与《左传》，两者所记战争：（1）时间相同，都为公元前504年。（2）战争结局相同，楚迁郢都于鄀。（3）吴军统帅身份相同，都为太子。（4）所不同者唯统帅名字而已。因此当为同一事件。

但《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又在阖闾与夫差之间，增加了一个辈分人物——太子波。其载，阖闾“复谋伐齐”，齐景公在吴国的胁迫下“使女为质于吴”，于是阖闾“为太子波聘齐女”。《孟子•离娄章句上•第七章》印证了这条记载，说齐景公表示，“既不能（命）令（别人），又不（接）受（别人的）命（令），是绝物也（只有绝路一条了）”，于是被迫“涕出而女于吴”。《吴越春秋》还说，“女（年）少思齐，日夜号泣，因乃为病。阖闾乃起北门，名曰望齐门”，这就是苏州城北望齐门的来历。但建了望齐门后，齐女“病日益甚，乃至殂落”，临死前齐女再三嘱托，“葬我于虞山之巅，以望齐国”，这就是常熟虞山齐女墓的渊源。齐女死后，“太子亦病而死”。上述《吴越春秋》的记载，在《春秋》及《左传》中，均无踪迹可寻，而《孟子》确又证实阖闾“复谋伐齐”、齐女“为质于吴”的存在，似乎是在说明这位“太子波”专为一场凄美爱情而来，“特意”为后世的“齐门”、“虞山齐女墓”古迹奠定人文基础。

太子波病死后，太子波的儿子夫差浮出水面。《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载，阖闾为了选定接班人，犹豫不定，“波太子夫差日夜告于伍（子）胥……”求教谋立之策。徐天祜在其《吴越春秋音注》中云：“夫差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当又有‘子’字……‘波太子夫差’应为‘波太子子夫差’。”俞樾则在其《春在堂全书》之《曲苑杂纂•卷十八•读吴越春秋》一文中认为徐天祜所言为误，疑“波”字乃“次”字之误，“波太子夫差”实为“次太子夫差”，即夫差是波太子之弟。阖闾与夫差为祖孙说，不仅与《史记》、《左传》相左，且与杜预注相悖。

唐陆广微《吴地记•齐门》载：“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齐门。后葬常熟海隅山东南岭。”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城郭•齐门》载：“齐景公与吴战，不胜，以少女嫁吴太子终累，所谓涕泣而女于吴者。终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早亡，齐女思家，吴王作此九层飞阁，令女登以望齐，故名。”这两部史志，在记载终累与齐女关系时，都倒置了《吴越春秋》齐女死于前，太子波死于后的顺序。其原因无非是这一时期，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儒家思想已成主流思想，断不能容忍一位王室接班人，竟然因为一个女人的死，而殉情式的步其后尘。因此，在前人《吴越春秋》的记载细节上做了改动，就是死也要死在女人前面，不仅可行，而且必要。既承续了杜预注，又抓住《吴越春秋》中足以为家乡人文添光增彩的齐女故事，同时还把《吴越春秋》中的“太子波”，改为“太子终累”，以便与《左传》接轨，如此则天衣无缝。只是这样一改，常熟虞山齐女墓就成了一座寡妇坟。

纵向梳理“吴大子终累”的问题，就会发现历代文献对这一问题不断叠加的过程。

先秦文献《左传》——突兀的出现了一个名字，此后再无记载。

西汉文献《史记》——以同一时间、同一结局、同一统帅身份，记载了同一战争，以此坐实“吴大子终累”与“太子夫差”为同一人。

东汉文献《吴越春秋》——杜撰了一个阖闾之子“太子波”，由于这一人物的出现，使得苏州齐门、常熟虞山齐女墓有了文化底蕴。

晋代文献《春秋经传集解》——以是为非，将“终累”与“夫差”改成兄弟二人。

唐代文献《吴地记》——一方面接受杜预说，一方面又不甘心拾人牙慧，独出心裁的把“太子波”等同“终累”，将终累与齐女死亡顺序倒置。

宋代文献《吴郡志》——毫无“创建”的完全照抄《吴地记》。

元代文献《吴越春秋音注》——错误的继承了《吴越春秋》阖闾、太子波、夫差为祖孙三代的说法，并穿凿附会。

清代文献《春在堂全书》——在否定《吴越春秋音注》的基础上，又从文字训诂的角度，为杜预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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