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亡，亡于神宗”朱翊钧，当皇帝48年，28年不上朝

文/老张在路上

古代中国人特别注重血统，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有了地位的不平等，一般百姓分嫡出庶出，分长房次房，而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则更加重视自己子女的出身了，俗话说：“子凭母贵”，母亲身份的高低决定了皇子们地位的高低。

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文规定了皇位继承法，皇后所生的皇子为嫡子，享有最优先的皇位继承权，其余妃子所生的皇子称为庶子，如果皇后没有生子，则庶子中年龄最长者继承皇位，这就是所谓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明朝以庶子身份继位的皇帝有很多，但是有这么两位很特别，他们是父子，而且他们的出身都很低，因为他们都是宫女所生。

这两个皇帝，父亲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儿子是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01

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四十八年，他的母亲是李太后，当然太后是万历登基之后才封的。

在万历皇帝出生的时候，李太后还只是一个宫女，当时还是裕王的明穆宗朱载垕一次偶然的机会临幸了这个李宫女，并且很幸运的怀上了龙种。

更幸运的是到了穆宗朱载垕登基的时候，穆宗前面两个儿子已经夭折了，原本排行第三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成了最长的皇子，于是被立为太子，朱翊钧10岁的时候父亲穆宗朱载垕驾崩，朱翊钧顺利登基，年号万历，死后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这位万历皇帝，创造了明朝皇帝两项“另类记录”：一是不上朝时间最长，28年不上朝；二是在位时间最长，在位48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

朱翊钧的祖父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璁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 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那时朱厚璁已经死了，新皇帝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

明穆宗朱载垕对刚刚有了名字的儿子朱翊钧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那时，朱翊钧已经5岁了。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为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北直隶漷县（今北京通州）人，祖籍山西翼城。李太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太后，她15岁时以都人身份（宫女）进入裕王府服侍朱载垕，因为年轻貌美，被朱载垕临幸并为他生下第三子朱翊钧，进而被晋升为侧妃。

然而此时，皇子朱载垕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反而是如履薄冰。

嘉靖十三年（1535年）八月，嘉靖皇帝朱厚璁的皇长子朱载基刚刚出生两个月就病死，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的嘉靖皇帝从道士陶仲文把那里得知了“二龙不相见”的言论。

两年之后，嘉靖皇帝再次有了朱载壑、朱载垕、朱载圳时，他决定少见这几个孩子，而且也不封太子。

（嘉靖皇帝)

到了该入学的年纪，由于嘉靖的母亲出面，嘉靖允许儿子出阁问学，皇子出阁不同于普通老百姓进学堂，有一套十分讲究且程序繁杂的礼节仪式，而且作为父亲的嘉靖必须出场。然而就在仪式刚刚结束后，年纪最大的儿子朱载壑即病倒，没多久就死了。嘉靖事后痛定思痛，从此严格遵守“二龙不相见”，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长期漠不关心。

朱载垕尴尬无奈地生活在那条咒语的阴影下，他母亲杜康妃没有得到父亲嘉靖帝的宠爱，他本人基本上也没有得到父爱。嘉靖帝对朱载垕长期漠不关心，虽然是父子，两人却极少见面。朱载垕前去皇宫请安，也常常被冷漠地拒之门外。就连母亲杜康妃死去，嘉靖帝也不允许朱载垕为母亲守孝。

嘉靖皇帝年纪最大的儿子朱载壡病死后，朱载垕以次序当立为太子，嘉靖皇帝却迟迟未予册立。当时嘉靖皇帝另一个儿子景王朱载圳年纪很小，待遇却与裕王朱载垕没有什么区别，裕、景二王一起出宫，都居住于京师藩邸之中。这一怪异做法引起朝野不安。

相比之下，朱载圳更得父皇宠爱，高调奢侈，而朱载垕则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朝中也分化为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和徐阶为首的拥裕派，两派勾心斗角，党争不断。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大臣郭希颜上书皇帝请建储，没想到触怒世宗，惨遭处斩。嘉靖皇帝为了杜绝朝野的议论，于第二年才命景王朱载圳出居安陆，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载圳病死，朱载垕才得以成为事实上的储君。

(朱载垕)

朱载垕18就藩裕王，在裕王府邸生活了12年，直到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驾崩，朱载垕即位，改元隆庆。

裕王朱载垕登基后侧妃李氏被封贵妃，地位仅次于陈皇后。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儿子朱翊钧读书。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氏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氏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每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母亲李氏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有一次明穆宗在宫中骑马驰骋，朱翊钧拦住马对明穆宗说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万一出了闪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听到这番话，赶紧下马，抱起朱翊钧走入宫中。

朱载垕在明代历史上是名声不低的皇帝，《明史》这样盖棺定论：“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隆庆帝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身体每况日下，难以支撑。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隆庆帝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

朱载垕知道命不久矣，便把张居正等三位大臣找来，立了遗嘱：“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从此一病不起直到逝世。终年36岁。

朱载垕死后，儿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母以子贵，明神宗为母亲李氏上尊号为慈圣皇太后。

02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朱载垕即崩。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1573年改元万历，明代历史正式进入万历一朝。

从各种史料记载看来，明神宗朱翊钧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

朱翊钧刚刚即位，就遇上大明历史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内阁纷争倾轧，党争不息。按照明穆宗的遗诏，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是顾命大臣，高拱是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高仪支持高拱，张居正表面上是中间的骑墙派。

在宫中，朱翊钧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子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冯保在宫中，被朱翊钧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

(张居正）

张居正表面上骑墙，甚至被外人认为他是高拱一派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高拱为人，“才略自许，负气凌人”，“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高拱被免职，高仪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老师张居正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

(李太后）

03

万历新政又称张居正改革，从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至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结束。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在北方，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有识之士

看到了危机，张居正说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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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张居正利用个人的威望，进行全面改革。政治上整顿吏治，创设并颁行考成法，“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军事上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推行边防新政；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

经过万历新政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就使得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

朱翊钧对他的老师清算起来毫不留情，他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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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从此，万历皇帝身体每况愈下。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万历一朝上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因为明神宗册立太子而引起的明争暗斗。由于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朱翊钧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

按皇室规矩，在皇帝私幸某女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某女，作为临幸的凭证，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年轻皇帝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事情办完后什么物件也没有给王氏就离开了慈宁宫。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太后一来替皇帝家高兴有了后人，二来是她大概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怀上皇帝龙种的往事，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和同情。

一日，明神宗陪李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明神宗问及此事，他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对明神宗一向管束严厉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明神宗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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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面前，明神宗只得如实承认。李太后对儿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至此明神宗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

王恭妃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明神宗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朱常洛。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

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和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

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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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明神宗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明神宗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明神宗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明神宗逐步沉迷在六宫佳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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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明神宗隐私，那么明神宗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明神宗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明神宗被激怒了，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最后还是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就因为有谣言说明神宗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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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妃王氏仍旧寂居幽宫，见不到明神宗，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明神宗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朱常洵被封为福王，按道理应该离开京城，到属地洛阳就任。但在郑贵妃的要求下，他却迟迟没有离京，总在伺机寻找机会。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并不稳固，双方明争暗斗，终于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梃击案发生之后，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终于去了封国。

“国本之争”，决定了万历以后明朝政治的走向，成为晚明三大案的诱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的形成，甚至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是晚明最具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

(明神宗）

04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万历皇帝最后索性将近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从此身处深宫，“万事不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终年58岁。

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明神宗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虽然数十年不上朝，却始终“魁柄独持”，可以说是操权有术。

（明神宗）

《明史》对此亦有盖棺定论：“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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