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白居易《长恨歌》开篇第一句就写道：“汉皇重色思倾国”，明明说的是唐玄宗喜欢美女，为何说是“汉代皇帝”呢？一般地，大家会以为：这是因为诗人要避讳当朝，所以借汉代皇帝指桑骂槐。

其实，背后的原因不仅如此。不仅这首诗，不仅白居易，唐代文人借“汉”代“唐”是很普遍的现象，以我们比较熟悉的诗句来说，大抵有以下几类。

用“汉皇”“汉宫”代“唐皇”“唐宫”：除了“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还有“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武帝旌旗在眼中”（《秋兴八首》）等诗句，汉武帝作为汉代皇帝最具代表性的皇帝出现的频率很高，且他被人诟病的“穷兵黩武”也被杜甫运用其中，让人很容易就想到诗人是抨击唐玄宗对边疆发动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太液芙蓉未央柳”一句写玄宗在战乱后回到长安，睹物思人，心情复杂，其中“太液池”和“未央宫”都是汉朝宫廷建筑。

用“汉代将士”代“唐代将士”，用汉代匈奴指代唐时的突厥、契丹等外族：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中的“飞将军”和“李将军”说的就是汉代的李广；而“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卢纶《塞下曲》）和“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岑参《走马川行》）中就是借汉代“单于”“匈奴”说唐朝当时的边塞之患。

不直言唐时事、物，直接用“汉家”代替的诗歌更多了：“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白居易《长恨歌》）“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三）等等，不再赘述。

根据刘明华《唐代诗人“以汉喻唐”的表现手法及政治内涵——以杜甫诗歌为中心》文中的统计，唐代诗人作品中出现“汉”字最多的是杜甫，其次是李白，接着是白居易。

那么，“借汉代唐”背后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呢，唐人为何喜欢“借汉代唐呢？

首先，统治者推举汉朝。在唐王朝刚稳定的初期，唐太宗对于新建的大一统王朝有长远的期待，他希望唐王朝能够长治久安、兴盛万世。他需要一个“模板”，因此他的眼光转向前朝。不得不说，能让唐太宗借鉴的只有汉朝：周王朝的兴盛似乎遥不可及，秦虽然是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却很短命。此时期的唐朝与汉代有许多相似之处：汉代之前春秋战国四百多年的混乱局面出现了秦，然而秦迅速灭亡；唐代之前魏晋六朝四百多年的割据战乱后是隋的统一，然而隋同样短命。并且和汉代一样定都于长安，可以说，汉代对于唐人来说太有借鉴意义了。

只有汉代才是可操作性比较强的借鉴对象：所谓大一统，并不是单单指完成了地理面积的统筹，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隋唐以前的魏晋六朝时期很长时间没有统一的上层思想）。汉代曾经以儒治国并取得显著成果，所以唐太宗也推行儒学教育。并且，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这样的盛世，才是唐太宗想要追及的目标，因此他对汉朝历史相当有研究，并鼓励大臣学习汉朝历史，《汉书》也成为弘文馆学生必修课。

其次，同是盛世的认同感。经过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君主的铺垫，终于迎来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盛世。此时期的唐代人高度自信，也因此喜欢把前朝榜样汉朝拿来自比。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就非常崇拜，诗歌《属相》集中体现了杜甫对诸葛亮的肯定以及无法完成大业的惋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李白在《清平乐》中的两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拿赵飞燕的美貌比杨贵妃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夸赞，却被诬陷说是拿赵飞燕的出身低微比照杨贵妃，确实是很冤枉。

尽管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但都存在着边关威胁，汉时有匈奴、唐时有突厥等少数民族虎视眈眈。唐时仍然效仿汉代采取和亲政策并且把丝绸之路进一步强化。汉代行伍中的英雄让唐人神往，卫青、霍去病、李广、张骞等人在边疆的故事为唐人指引方向，盛唐时期出现大量的边塞诗就是这种风气的体现。虽说经过太宗、高宗、武后、玄宗的努力改革，寒门士子比起六朝时期有了更大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参加科举考试，这条路其实还是颇有难度的。但是盛唐的士人都有一股建功立业的昂扬精神，所以不少士子选择“曲线救国”——去边塞立战功以求功名。

盛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君主励精图治、臣子昂扬向上、士人积极进取。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文士，无不想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宏伟抱负。且看，王昌龄《从军行》中说：“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出自蓟北门行》中说：“挥刀斩楼兰”，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中说：“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氏”，这些诗句中用“破”“斩”“平”等动词，气魄壮大，诗人的心气展露无疑。

但也不全是这样，正如前文提到的杜甫《兵车行》中：“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川，千村万落生荆杞”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除了揭示出战争的残酷之外，似乎已经嗅到一丝盛世危机。

再者，借古讽今、委婉表达。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宋代人洪迈曾有“唐诗无避讳”的观点：“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这样的例子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最为典型，他写《新乐府》《秦中吟》系统批评当朝社会弊端，写《长恨歌》挖玄宗与贵妃的八卦，但是白居易本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诗歌而获罪。（具体参考：白居易：怼皇帝的诗人最好命）

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是要讲究“含蓄美”的，这与“唐诗无避讳”不矛盾，含蓄的诗歌更具美感，唐代诗人借“汉代”或讽刺政事、或伤身世遭际之苦。且汉代的许多人、许多事已经成为典故，引用典故在文学写作技巧中也是一种常用手段，也同样具有含蓄的意味，并且也使得文学意味更为雅。

借古讽今主要以晚唐咏史诗为典型。比如以咏史诗知名的杜牧有《登乐游原》诗曰：“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以及《月》中说：“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阳歌断信沈沈。唯应独伴陈皇后，照见长门望幸心。”还有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用汉代的典故入诗的主要有：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两句，这里的冯唐和李广都是汉代有名的人物，王勃用蹉跎了岁月的冯唐和战功显赫却无封侯的李广来说自己的抱负难以实现。

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中有：“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两句，这里的“才子”说的是贾谊。贾谊是汉代的少年才子，早年为汉文帝赏识，并且制定了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本来前途一片大好，但是屡遭政敌阻挠。23岁的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至湘水，想起屈原放逐时也经历此地，因此思绪万千，写下了《吊屈原赋》。而王维的这首诗是写给同样被贬到湖南郴州的友人的，用“不久”二字表达友人不久就会离开贬地，用以安慰友人。

而“贾谊”似乎最能体现才华不得施展的士人之悲：李白在赐金放还之后，多次引用贾谊写诗，“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送别得书字》）等诗句把李白的那种失落表现得含蓄、得体。

当然，有些出自汉代的典故在后代文学创作中依旧沿用，不再详述。

根据宋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说法：“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少数民族在唐宋时期称中原人为“汉”，大抵是对汉朝以来的中原人的统称，唐人在诗中不自称唐却多称“汉”，更像是一种习惯上的表达。

不论是从习惯上说还是上文分析到的文化历史背景，唐代文学中“以汉代唐”不仅仅是避讳当朝。

明白了这些，当我们再读唐诗中有关“汉”的诗句时，也许就会形成一个思考：哦，诗人真正想说的是唐朝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