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上奏指责奕訴是“习为机巧之事”，又“借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伤气节”，请求朝廷予以严厉斥责。慈禧接到奏折后批示“着毋庸议”搁置不办。

顽固派首领倭仁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甚至还危言耸听地说：如今正途人员向外国学习，势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奕訴则认为：“该大学士既……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槽等词，臣等实未敢信。”

湖南通政司使认为“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长在人心”，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极力反对购买和制造轮船大炮。尤其指责丁日昌“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

顺天府府丞王家璧攻击李鸿章、刘铭传请开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我朝廷谋也，臣恐或有联合诡谋，使四面受敌。”翰林院侍读周德润认为修筑铁路“皆舍本务末，不待攻而自破者”。顽固派提出修筑铁路“震动陵墓，烟伤禾稼”朝廷后来禁止机车行驶，导致了车厢由骡马拖带的“马车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