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作为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大功臣被《封神榜》等后世演义小说吹得神乎其神。作为历史人物的姜子牙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简直有如神话人物一般。姜子牙被神化一是后世演义小说的添油加醋，二是商周时期的历史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有些近似于神话。根据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中国自黄帝时代以来都有确切的纪年，但由于各种资料中纪年的说法并不统一。

因此在司马迁鸿篇巨制的《史记》里面便没把这些不统一的纪年记录下来，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就使这些不统一的纪年渐渐湮没失传了。如今我们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的考古技术去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古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因此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其实在古代史料中是缺乏统一答案的。直到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才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

在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本身就是历史与神话结合的产物。相传姜子牙生于公元前1156、死于公元前1017年。如果照此推算可以得出姜子牙活了139岁。在那个年代能活这么久确实显得有些罕见，可我们也没办法证明人就一定活不到这么久啊，所以姜子牙的生活年代恐怕是存疑的。其实姜子牙身上存疑的还不只是年龄，同样他的某些事迹恐怕也是后世演义小说附会的。

《三国演义》中“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封神榜》中的姜子牙同样也像是一位神话人物。不过我们如果抛开姜子牙身上那些类似于神话传说的故事，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姜子牙确实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认姜子牙为本家人物。姜子牙因此也被尊为“百家宗师”。传说他80岁才在渭水边遇到周文王，然后凭借自己能呼风唤雨的本事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纣灭商。

不过像这种故事的真实性就不大好说了。且不说呼风唤雨之事过于虚无缥缈，即使单是说姜子牙遇到周文王时有没有80岁就值得怀疑。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是周文王任命的太师：既主军，也问政。当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由此可见足见姜太公在周王朝的地位之重。到了周武王执政时期又对姜子牙以“师尚父”相称，一时间可谓尊宠权贵无以复加。

周武王伐纣时姜太公为军师。在牧野大战中姜子牙立了首功。等周王朝坐稳江山后开始分封同姓子弟和有功之臣。在这一过程中姜子牙受封于齐国。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到了唐肃宗时期加封姜子牙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唐玄宗时期曾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为抵御外冠入侵曾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子牙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这说明《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从而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姜子牙所著的怀疑。

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六韬》就是姜子牙本人所著，而并非后世之人假托姜子牙之名所著。这进一步证实了姜子牙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姜子牙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谋略思想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

姜太公被很多人尊奉为兵家始祖。其实他同时也是一位行间高手。他所实施的间谍战对灭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姜子牙在周王朝伐纣灭商的过程立有大功，所以姜子牙作为周王朝的头号功臣被分封到了齐国。当时齐国与鲁、晋、卫、燕作为天下最强大的五个诸侯国并称为五大方伯。五大方伯之中鲁、晋、卫、燕全是周天子的同姓本家，而齐国则是跻身五大方伯之中的唯一异姓诸侯国。

姜子牙树立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的治国政策为齐国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第五任国君姜不辰在位时期齐国已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傲视群雄。当齐国一片欣欣向荣之时其他诸侯国也在悄然壮大着，与此同时这些诸侯国的老主子周王室却在慢慢走向衰弱：昔日武王、成王、康王的强盛局面已不复存在。从周昭王起王室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穆王、共王时代就已开始感觉有点驾驭不住诸侯了。

周王朝在地方治理模式上实行的是分封制：将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姬姓宗室子弟、功臣子弟以及华夏各部族的首领。周王以受命于天的名义作为天下诸侯的共主，根据与周王室的亲疏远近关系以及对王室的功劳将各路诸侯册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又在自己的封国之内册封世袭的卿大夫贵族。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下土地都是属于天子的。

天子将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册封给诸侯，诸侯再将土地转封给国内的卿大夫贵族，而平民只能耕种贵族的土地。当时纵横交错的道路和渠道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这种土地所有制被称做井田制。在井田制之下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通过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维持自家的生计和缴纳给上级领主的贡赋。

从西周第四代王周昭王起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一些固有缺陷开始日渐放大。从那时起历代周天子几乎都在补制度体系的bug。周昭王曾三次讨伐试图挑战王室权威的楚人，然而最终他自己却命丧于南征的归途中。周穆王之后周王朝历经从周共王到周懿王两代人的统治后在与戎狄部族的交锋中日渐处于下风。当时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一度受到戎狄部落的直接威胁，因此不得不一度迁都到渭水北岸的犬丘（今陕西兴平）。

《史记·周本纪》中毫不留情地记载道：“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当时的文化人纷纷作诗讽刺君主的无能。周懿王死后本该按宗法制度由太子姬燮继位。可周懿王的叔叔姬辟方认为周懿王这个当爹的已把周王朝弄得够糟了，那么当儿子的姬燮估计也是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姬辟方思前想后索性直接从侄孙手中把王位抢了过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姬辟方篡位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正处于衰落中的周王朝，然而姬辟方的篡位之举对周王朝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姬辟方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对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有所改善，可抢夺侄孙王位这件事却对周王朝的宗法制度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周王朝用宗法制、分封制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及礼仪制度构建起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的统治结构。

可如今周天子却自己带头破坏了作为王朝统治根基的宗法制度。周孝王姬辟方在位只有短短六年就驾崩了。昔日被抢了王位的姬燮在诸侯贵族们的支持下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王位。表面上周王朝的统治在经历周孝王篡位这段插曲以后又回到了正轨，可实际上宗法制的裂痕已深深嵌入王朝的肌体。表面上诸侯们又重新团结在了周王室的旗帜下，可实际上诸侯们的心态早已不同于以往。

说到底思想才是行为的内在根源，所以思想一旦乱了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正是当时周王朝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就在姬燮复位后没多久楚国的君主熊渠就公然册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在当时称王是周天子的专利，而诸侯国君只能按爵位称公、侯、伯、子、男。本来周王室给楚国册封的是子爵，然而现在楚国国君竟把自己的儿子封为王。

如果说楚君的儿子和周天子一样都称王，那么楚君岂不是比周天子更高一级吗？本来周王室的威信就正在逐渐丧失，而姬燮又确实正如当年周孝王所认为的那样是烂泥扶不上墙。如今我们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可实际上早在西周中后期礼乐崩坏的现象就已出现。那时诸侯国尽管尚不具备架空周天子的实力，可周王室对诸侯的管控力度正日渐弱化也是客观事实。

周王室最终沦落成为诸侯手中的提线木偶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并不是说从西周到东周的一瞬间就完成了这种变化。周夷王姬燮在位期间王室的控制力其实已大大减弱了，不过还没彻底沦落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毫无控制力可言。这一时期日渐壮大的诸侯国和日渐沉沦的周王室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当时有些诸侯已明目张胆不来朝见天子了。

由于王室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诸侯上交的贡赋，所以诸侯不来朝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王室的财政收入锐减。当时的齐国就有好多年没向周天子进贡了，而其他诸侯国也跟着有样学样。憋着一肚子气的周夷王姬燮就想要拿当时的齐哀公姜不辰杀鸡儆猴。如今的山东省境内在当时主要分布有齐、鲁、纪等几个较大的诸侯国。齐国要成就霸业首先就必须压服鲁、纪两国。

相比之下纪国的实力要比齐、鲁弱一些。长期以来纪国在外交上奉行联合鲁国制衡齐国的策略。话说有一年纪国的君主在朝见周天子时从言谈之间觉察出周天子对齐国的不满。纪国和齐国本来就是一对老冤家，所以就赶紧在周夷王姬燮的面前煽风点火说齐国的坏话。周夷王听了这些话就想着通过收拾姜不辰来恢复王室的威严。这时的周王朝虽说已无往日的辉煌，但毕竟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话说尽管有些诸侯在平时已不来朝见周天子，不过如果天子有些重大事务要召见他们多少还是得给点面子。话说过了一段时间后周夷王生病了。这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来看望了。齐哀公姜不辰也是不情不愿跟着前来看望。周夷王摆下宴席款待前来看望自己的各路诸侯。众人落座后相互寒暄谈笑风生。这时只见朝堂下的侍卫们架起了一口大鼎：他们往鼎里倒上水，然后再点上了柴火。

不一会儿鼎里面的水就烧开了。大家正在疑惑之时周夷王突然下令将齐国国君姜不辰扔进了烧开的水中把他活生生地煮熟了。事后周夷王又册立了齐哀公姜不辰的异母弟为齐国的新任国君。表面上这件事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可等到春秋时代齐襄公又把这桩陈年往事给翻出来了。春秋时代周天子已再也无力管束诸侯了，但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天下诸侯尊奉的共主，所以齐国即使要替先祖报仇也不好公开找周天子的麻烦。

因此齐国就把一腔怨气发泄到了在周天子面前打小报告的纪国身上。从齐哀公到齐襄公这一辈已经历了九代君主180多年。齐国对纪国的仇恨因此称为“九世之仇”。后世就用“九世之仇”这个成语形容积累久远的国仇家恨。齐襄公想打着为祖先复仇的旗号讨伐纪国就问大臣：“已过去九代人的旧仇还能报吗？”大臣回答说：“哪怕万世之仇也要报，更何况只有九世呢？”

公元前693年齐襄公打着为九世祖报仇的旗号兴兵伐纪连下三城。公元前690年齐襄公派兵攻破纪国都城。当时的风俗是家仇只论五世，因此春秋三传对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这件事存在争议：《公羊传》认为国仇不受世代限制，《左传》则持反对立场。后来汉武帝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之大义也”。于是汉武帝以汉高祖刘邦受困白登山为由北伐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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