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20日，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终于解围。自诩为文明的使者的樊国梁主教血性大发，默许联军对义和团民众疯狂且残忍的报复行为，据说屠杀了几千名中国人，与此同时他的财奴本性爆发，指挥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洗劫了不远处的礼王府，数辆大车整整搬运了7天时间。

后来樊国梁一直收购联军从各处抢劫来的文物珍宝，一度让西什库教堂成为了“北京最大的文物交易集散地”。如果从直观的情绪来理解，我们不难想象樊国梁为何会作出这般不符合传教士形象的“疯狂”行动。

樊国梁主教

西什库教堂被义和团围困了整整63天，在他的眼皮底下400名“天主的信徒”失去生命，相当一部分还是活活饿死的。

这场仗到底是怎么打的？其中有很多刻板印象和误会，有人说是义和团毫无战斗力，有人说热兵器对冷兵器有无敌的碾压性优势，这都是以讹传讹，我们要回到历史的真实中去找答案。

“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这句脍炙人口的顺口溜，据传不少老北京现在还是能说的上来。120年前的老百姓用吃面这种轻松的比喻，描述了当时在北京最大规模的两场战斗，而真切的历史，却是相当血腥。

1900年6月8日，义和团开始围困位今天西什库大街33号的西什库教堂。这座教堂长期以来作为天主教北京郊区的主堂，附属的建筑群包括了图书馆、仁慈堂、印刷所、神学院和大小修院等等，南北100余丈、东西70余丈，占地面积将近8公顷，大约相当于10个标准足球场。

如今的西什库教堂

此时西什库教堂里里外外挤了不少人，在西什库教堂围困前，北京各大教堂遭到毁灭式打击，被屠杀的教民人数或有上万人，幸存的教民要么逃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要么挤进西什库教堂。

在西什库教堂中，真正的外国人只有70几号人，其中只有40人为法国和意大利的正规士兵（一说41，一说43，这里取40），剩余30名为神职人员。法国传教士13人，女传教士20人，其余的3000多人（一说2200多人）均为中国教民，就是义和团口中的“二毛子”，在这其中妇女儿童半数以上，男性教民一共1000人。

义和团屠杀教民和传教士

教堂内的武器装备也是极为匮乏的，一共有“快枪40枝，各式洋枪七八枝，刀数柄，扎枪极木棍蒙以铁头者约500余枝。”热兵器不足50把，剩下的都是些铁枪和刀，许多人以讹传讹说是教堂卫队有机枪，这显然是不尊重历史的。

彼时重重围困教堂的义和团民人数过万，据传有端王载漪的直接指挥（未能实证），后续又加到了8万余人。（乾字团4万余人、坎字团2万余人、黑字团2万余人）。

照理来说义和团有压倒性的优势，就算十万头猪一拥而上，也不是西什库教堂几十杆枪应付的过来的，就算剩下的男性教民拿起了家伙事儿，看起来也不是义和团的一合之敌。

如此战损，很简单的可以推导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双方并未在长达63天的围困当中，进行过长时间激烈的作战。

1889年，62岁的樊国梁主教出任天主教驻京主教，也获得了清朝的二品顶戴。庚子国变时期，他是最早向外交使团请求派遣援兵的高级传教士，在他的渲染下民教冲突极为尖锐，事情已经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当时京师的氛围的是极为微妙的。数以十万计的义和团涌入京城之后，很难说京师有着能够维持这些民众不采取非暴力行为的能力。清廷也在初期作出了很多友善的行为和重建信任的举措。

可义和团在北京放了两场大火，一场烧毁了大栅栏，是京城的商业精华之所，一场烧毁了翰林院，里面有四库全书和永乐宝典，是中国文化的精粹。然后针对教民，也就是“二毛子”采取了极端的反人类行为，其罪行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

但义和团的兴起，实际上来自于切身的直观感受。

在义和团兴起前的数年时间里，老百姓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祖产被圈中修改成了教堂，教民良莠不齐，多有狐假虎威之人，不公正的司法让民教平等失衡，反抗的思想不断发酵。

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尽管初步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改革的果实并没有分享给下层民众，乡村反而在自毁和他毁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应该肯定，义和团的反抗和斗争是绝对正义、绝对合理的。清廷这时候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改善民生、解决民教之间不公正的司法，然而面对焦头烂额的局面和清廷本就不算高效的行政能力，局势只能一步又一步的糜烂。

这个仇恨的传播链条中，樊国梁请求派遣正规军，无疑是火上浇油，给清廷的最高层决策多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6月8日晚上七点半左右，一万多名义和团在各路“神仙招数”的“加持”下，对西什库教堂发起了第一波冲锋。

王玛弟亚神父的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人们“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然后叽里呱啦的冲向教堂，教堂卫队一阵乱射，冲锋在前的义和团民中弹而不倒，被后面的人推着尸体往前冲。

三阵点射后，义和团才发现自己刀枪不入的“祝福”为假，纷纷作鸟兽散。樊国梁记载此役死亡义和团47人。迷信是双方共存的，战役结束后传教士和教民也纷纷称这是“主的庇佑”，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义和团故技重施，再次放火。除了传统的举火进攻，还掏出了火龙、火箭、火药罐等记载在《武经总要》里面的“上古神器”。搞得教堂内卫队和教民一阵慌乱，周围的民房倒了大霉，烧毁过半。

6月20日，清军加入到攻打西什库教堂的行动中。指挥官为拥有二品顶戴的纳继成，清军带来了大炮攻打，但在当天被教堂卫队抢回来一门，这一门炮成了整个被围困期间唯一的一门。

纳继成这老哥也不老实，下令清军进攻的时候就拿枪摆摆样子，打的火热的时候给义和团下黑手。

6月26日，义和团将纳继成的行为报告给端王载漪，纳继成被乱刀砍死。

6月29日后，由于粮草的匮乏，教堂内部每天杀骡马度日，没几天后就开始吃树皮、野草，到后期只能不断的减少非战斗人员的食品。大量的平民死亡也发生在围困后期。西什库教堂本有的粮食也只能维持500人使用，我们亦能在传教士的日记中找到每天死亡数个婴儿的记载。

清军在63天的时间里，发射了2400多枚“炮”，虽然听起来还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发现发射来的炮弹甚至有“锅碗瓢盆”、好一点的也只是大一点的石头，就算是真的进来一颗“实弹”，也是哑的。看来清军的弹药也耗尽了，或者说他们在可以放水，当时也有人怀疑为什么清军的炮为什么会打这么高。

现存唯一一幅关于西什库教堂卫队的照片

不过这样的炮火轰击，也多多少少造成了些损失。比如教堂钟楼楼顶坍塌，十字架给打下来了，樊国梁的卧室好几次遭殃，搬了好几回。

造成最多伤亡的是发生在7月11号开始之后的地雷进攻。义和团大概是觉得正面进攻受挫，偷摸着到教堂围墙外挖地道塞地雷，造成了四次大规模的爆炸。第一次爆炸制造成1人死亡，7月18日的爆炸造成25人死28人伤，绝大多数都是“教民”，咱自己中国人。8月12日的爆炸让数十间房屋崩塌，5名意大利士兵和80多教民死亡，如果不是当时的妇女儿童在做弥撒，伤亡可能会更大。

8月20日，西什库教堂撤围，教堂一方最终死亡400人，其中120名是儿童，绝大多数为中国人。正规士兵中，死亡2名法国军官，包括指挥官少尉亨利，除此之外大约5名意大利士兵、3名海军陆战队死亡，共10人。

而义和团方面的统计却有各种版本，大体可以相信此役义和团死伤也不过数百。

照理来说，8万义和团围攻只有40名正规军守卫的西什库教堂，不说是分分钟的事情，攻不下来可太不合理了。

然而现实是最戏剧的、也是最荒唐的，既然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得思考思考为何会如此。

首先我们会想到西什库教堂本身也易守难攻，西面正好就是皇城西围墙，东边面临树木茂盛的街道，北面空间狭窄，不易进攻，再有教堂高台，坐中指挥也十分便利。但毕竟有漫长的防守线，教堂方面还是居于劣势的。

从史实上我们能找到答案：我们发现除了围攻当晚后，再未发动一场集团性的冲锋。从中透露出围攻未能胜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义和团内部组织形式决定的。

各个坛口往往以村为单位，只有十几号人数十号人，大家虽然遥尊载漪为主帅，但载漪也没能把义和团组织化起来，导致各自为政，每一次进攻事实上就是几个小坛口骚扰那么一小下，无关痛痒。事后只能搞起挖地道这种小动作，让人怀疑义和团在正面战场上是否真的有勇气。

清军虽然有一些帮助，但很容易看出他们在摸鱼。这是由朝廷和大臣之间剿抚策略摇摆决定的，所以义和团也并非得到官方的全力支持。

所以，说8万义和团在围攻，不如说他们在“围困”，不如说这些义和团在“挟洋自重”，在围困的过程中拿到朝廷的粮食，毕竟他们大多本来就是灾民。

1901年，樊国梁回到欧洲，像一个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他被罗马教宗授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衔，还受到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法国政府亦授以十字荣誉勋章。

但这样的荣誉无疑是建立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上的，我们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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